本报记者顾钱江 管建涛 沈易瑾

　　1945年8月，当炮火撕开白山黑水的阴云，当久违的和平阳光洒在东北大地之上，已经浴血奋战14年的东北抗联将士，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前将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联合军乐团演奏队形设置14个排面，寓意14年抗战，参阅部队涵盖东北抗联等抗战主力，传承抗战血脉。
　　14年抗战从这里开始、歼灭和牵制日伪军数十万、并称中国革命“三大艰苦”、缔造“一支特种部队”……东北抗联凭什么？14年苦斗是怎样的一部传奇？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用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尊严，用鲜血和生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写下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很多人如今熟知的“抗战14年”，曾是已故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心中期盼的“头等大事”。
　　“2002年，奶奶就组建了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不断寻访战地、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建议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由8年改为14年，并纳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李敏孙女陈晨回忆，2017年这个愿望实现时奶奶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她亲身体验了“每一天都是生死较量的14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东北人民奋起反抗。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冲破“不抵抗”政策的禁锢，组成反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工农义勇军等各种队伍，形成总数达30万人的反日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国土的践踏和对广大同胞的蹂躏，中国共产党在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抗战和协助义勇军抗战的同时，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磐石、巴彦、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开启了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赵尚志领导的珠河游击队就是其中之一。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一门仿造的“木炮”静静陈列。当年，赵尚志指挥“木炮打宾州”战役，战士用湿柳木炮身配合铁制炮膛，轰开了宾州城的城门，震动敌军。
　　1933年，为响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二六指示信》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满洲省委将各地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初开始，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鼎盛时达3万余人，活动范围扩大到70余县。
　　东北抗日联军和之前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歼灭和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
　　在抗战刚刚结束的1946年，新华社记者穆青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开头是这样介绍这支传奇部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来在东北的抗日斗争，就其残酷与艰苦的程度，英勇与成功的结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所空前未有的。
　　1945年9月，东北抗联教导旅扩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联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市，国民党相关接收人员和队伍迅速溃散，中国共产党自此掌握了哈尔滨市的政权，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黑龙江大学博物馆馆长臧伟强说，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发展为东北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路南下，打到了海南岛。


　　“勇赴国难是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和基调。”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何伟志说，“这不是抽象的口号和空洞的誓言，而是国家蒙辱之际的挺身而出，民族危亡之时的义无反顾，山河破碎之境的舍生取义。”
　　在冰天雪地间苦战14年的东北抗联队伍中，活跃着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本可选择安逸，却毅然奔赴国难；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血沃中华。
　　“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这是敌人对东北抗联著名将领赵尚志的评价，折射出这位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给敌人带来的打击和威慑。
　　黄埔军校出身的赵尚志有着极高的军事素养，指挥了东北抗联斗争史上的多场著名战役。在赵尚志领导下，东北抗联在珠河（今尚志）、汤原、木兰等十余县份开辟了游击根据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伪军甚至开出了万元赏金缉拿赵尚志：“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肉得一两银”。1942年2月，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赵一曼雕像前总有参观者驻足缅怀。这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毕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抗日巾帼英雄，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撤退负伤被俘。面对日军的酷刑，她对党和东北抗联的秘密始终未吐露一字，留下“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绝唱。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31岁的赵一曼在牺牲前写给幼子“宁儿”的遗书，舍生取义之际的舐犊深情震撼人心。
　　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前途的权衡中，被誉为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的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原本可以安享清平，但在民族危亡之时，毅然走进了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张甲洲在奔赴东北抗联部队途中遭敌伏击，壮烈牺牲，年仅30岁；冯仲云在林海雪原中坚持战斗多年，成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重要领导人；于天放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最终奇迹般牢门脱险。
　　这些名字，不只是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更代表着一个群体的觉醒与选择。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为东北抗联注入了信仰高度、战略深度和人文厚度。他们是指挥员、宣传员、教育员，在密营中办夜校、写传单、教识字，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更多人心里。
　　这也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地方，成为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在残酷的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大多战死，仅军以上指挥员就牺牲30多位，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


　　在林海雪原中，东北抗联将士用智慧和胆略，努力将劣势化为优势，与敌周旋。他们没有重炮，没有空军，没有正规后勤，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出一套灵活多变、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术体系。
　　伏击战，是东北抗联部队运用最广、成效最显著的战术之一。将士们往往依托有利地形，在日伪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或待机而动，或诱敌深入。1937年初赵尚志指挥的“通北冰趟子”战斗，就是伏击战的经典战例。
　　冰趟子位于今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半山区，是一段结冰的山涧河谷，地势险要。1937年3月，700余日伪军进山“讨伐”，一路尾随东北抗联部队。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赵尚志敏锐捕捉到地形优势，率部在冰面两侧布下伏兵。当敌军进入伏击圈，东北抗联部队突然开火，子弹呼啸与雪尘飞扬交织，日军仓促应战却频频滑倒在冰面之上，成为无处躲藏的“活靶子”，伤亡惨重。
　　此役，东北抗联部队以7人牺牲的代价，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军毯、米肉、服装等物资，极大缓解了部队补给压力，成为东北抗联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袭击战，也是东北抗联部队常使用的战术之一。这种战术讲求速战速决与出其不意，常在敌人疏于防备之时发起突袭，令其措手不及。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率部长途奔袭汤原县老钱柜的日伪森林警察队。部队穿越茫茫雪地，悄然接近敌营。战斗发起后，东北抗联战士迅速控制敌军岗哨，随即展开猛烈攻击，击毙日军7人，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长短枪械百余支、电台1部及大批军需物资，沉重打击了当地日伪势力。
　　伏击与袭击之外，他们频繁发动破袭战，针对敌人的交通线、通信设施、仓库、工程实施精准破坏，以切断敌军运输、瘫痪其指挥、加剧其补给困难。
　　据伪满哈尔滨市铁路局统计，仅1934年8月，北满铁路东部线就发生列车颠覆16起、桥梁破坏31起、通讯破坏18起。
　　依靠这套灵活机动的战术体系，东北抗联在敌我力量悬殊、装备严重落后的条件下，以伏击战打击敌军士气，以袭击战摧毁敌军据点，以破袭战迟滞敌军后勤，以突围战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再战。


　　在长白山余脉的褶皱里，在松花江支流的源头处，那些人迹罕至的山坳与密林间，散落着苔藓爬满的木架、落叶填平的坑洞、风雪磨平的石墙。它们大多没有碑刻、难寻名号，却曾是东北抗联的密营地。
　　在日伪军持续“大讨伐”和“集团部落”政策的残酷压迫下，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力量、坚持长期作战，东北抗联各部转战深山老林，在人迹罕至之处建起集作战、生活、后勤于一体的秘密营地，依托这些隐蔽据点与侵略者展开顽强抗争。
　　“密营不是简单的藏身之所，而是包含指挥所、营房、粮仓、修械所、被服厂、医院等功能的综合性军事基地。”汤原县档案局（馆）长缴东池介绍，它们通过交通壕、隐蔽通道相连，构成一套完整的地下防御网络。
　　在汤原县大亮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深处，一座复原的密营群落静静矗立。松木搭建的低矮房屋顺着山势铺开，一口古朴的水井掩映在草丛中，屋后的战壕蜿蜒而去，最后隐入密林，这里曾是东北抗联第六军的密营遗址。
　　“当年就在这里，战士们白天修枪补衣，夜晚研判战情。被服厂里，女战士们一针一线缝制军衣；修械所内，技术员们用零散工具修理枪械……”中国抗联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群介绍，正是这些简陋设施支撑了队伍的持续作战。
　　作为东北抗联对敌作战的后方基地，密营承担着掩护部队、补给后勤、安置伤员、培训干部等重任。部队战斗到哪里，密营就出现在哪里；敌人追到哪里，新的密营就悄然建在哪里。
　　密营选址极为讲究。“大都是背风向阳、近水源、易隐蔽、便转移，每个密营都是勘测地形、研判敌情后的结果。”缴东池介绍，正因如此，密营成了东北抗联战士们真正的“家”。
　　在黑龙江省集贤县南部与桦南县北部交界处的七星砬子山里，隐藏着由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建立的七星砬子兵工厂遗址。这座“军工重地”里，战士们曾一边修理破旧枪支，一边摸索制造新武器。
　　“1937年春开工生产，第一批手枪生产100多支，之后又试制成功了手提式冲锋枪和一种直把轻机枪，以及一批迫击炮弹和新式瓜形手榴弹。”讲解员介绍，敌人“讨伐”最紧时，这里的战士们白天躲进山洞，晚上出来修枪。
　　今天的七星砬子，已是一片寂静。几块残存的石基，几处模糊的坑洞，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轮廓。站在其中，仿佛仍能听见战士们深夜的锤击声、风雪中传递情报的哨音。


　　中国革命历史长卷中，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被并称为中国革命“三大艰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东北抗日联军“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
　　世界上很少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那样，指挥员与战士时刻面临饿死冻死战死的威胁。
　　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常态。雪深没膝，林海茫茫，风如刀割，滴水成冰。80多年前，东北抗联战士没有什么防寒装备和取暖设施，常常在雪地里行军数十里，手脚冻得发紫发黑，甚至溃烂。
　　在黑龙江省绥棱县于天放纪念馆，一个复原雕像格外引人注目，几名战士围坐在火堆旁取暖，神情疲惫却目光坚定。
　　“我爷爷于天放曾在松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多次重创日伪军。”东北抗联后代于江宁回忆，“我听长辈们转述，战士们就地取材，树干当骨、树枝和茅草做顶搭建密营，仅能勉强遮风挡雪，却抵不住彻骨严寒。寒夜里，睡觉只能脚对火堆、头朝外侧，一觉醒来，常有人一只脚已冻伤残废，也有人再也没能醒来。”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采取“集团部落”“归屯并户”等残酷手段，妄图割裂东北人民与东北抗联部队的联系，断绝战士们的御寒衣物和粮食来源。在冰天雪地中，东北抗联的生存和战斗环境愈加恶劣，野果、树皮、草根，都成了“救命粮”。
　　“东北抗联战士李敏老人曾说，扒榆树皮、桦树皮，和着雪水煮成汤是常态。最困难的时候，山果、野菜、树皮、草根、死马、野兽甚至皮带等都成了食物。”绥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刚介绍。
　　长期饥饿加上艰苦作战，让许多战士的身体面临极限考验，伤病员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没有充足的药品，没有专业的医生，战士们只能用“土办法”自救。负伤时，常常连绑带都找不到，只能从身穿的衣服上撕下一片布条草草包扎。
　　敌人的“讨伐”从未停歇，叛徒的出卖时有发生，“密营”一次次被毁，部队一次次被打散。14年抗战中，东北抗联面对的不仅是凶残的敌人，还有严酷的自然环境、肆虐的疾病、难耐的饥饿。他们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及时的援军，甚至与群众的联系也被敌人切断，却始终坚守着抗争的信念。


　　在牡丹江市西安区海南乡红旗村，一段尘封的历史诉说着东北抗联的特殊贡献。
　　1945年8月9日晚，一支小分队在牡丹江海林附近空降，空降时小分队成员孙成有因降落伞出故障不幸牺牲。成功跳伞的小分队其他成员，在海林一带监视牡丹江一线日军布防和军队调动情况，为解放牡丹江提供了关键情报。这些先遣人员从苏联远东返回，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东北抗联战士组成。他们携带轻便装备，借夜色掩护悄然空降或潜入东北各地，承担着侦察敌情、破坏交通、收集情报、引导苏军空降部队等重要任务，为决定东北命运的“最后一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东北抗联部队因敌人长期“讨伐”和封锁，人数从鼎盛时期的3万余人，锐减至不足2000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东北抗联主力部队分批陆续进入苏联远东地区，在异国他乡建立南北野营，开展军事整训和学习。
　　1942年8月，东北抗联主力部队在境外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他们接受苏军正规训练，学习滑雪、泅渡、测绘、照相、无线电报务、坦克驾驶、跳伞、爆破等特种作战技能。这支部队不仅是一支战斗力量，更是一所学校，它培养出数百名具备现代军事素养的骨干力量，为日后东北解放战争储备了宝贵人才。
　　东北抗战研究会副会长富宏博介绍，东北抗联部队入苏整训，不仅保存了一支我党领导的独立武装，还创建了“一支特种部队”。
　　即便主力转移至苏联境内，东北抗联抗日的行动从未停止。在苏联期间，他们积极派遣小部队返回中国东北开展游击活动。这些小部队人数不等，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十人；活动时间长短不一，短则十几天、两三个月，最长可达一年以上。小部队多执行综合任务：寻找失散的抗联人员，建立抗日据点，发展抗日力量，调查搜集日伪情报，同时承担战略侦察使命。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春到1943年夏，仅东北抗联野营和教导旅派遣的小部队就有数十支，累计超过300人次。1942年以前派出的小部队以执行综合任务为主，1943年以后主要以完成专项军事侦察任务为主。
　　1945年7月下旬起，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伞兵先遣队空投到东北的牡丹江、磐石、满洲里等地，为苏联红军正式对日作战、出兵东北做了先期准备。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先期潜伏的东北抗联人员做向导、当翻译，配合苏联红军反攻东北，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东北抗联教导旅人员进驻12个地区的57个军事战略要点，以巨大的牺牲获取了极为宝贵的情报，为对日作战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们积极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为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北烈士纪念馆一角，静静陈列着一本泛黄的油印歌集。它的封面已有些破损，字迹也略显模糊，但翻开内页，那些激昂的歌词、坚定的誓言依然激动人心。
　　这本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歌集》的歌曲集，由北满抗日救国总会、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于1940年7月油印出版，收录了48首抗联战士们在林海雪原中传唱的歌曲。1948年，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将其捐赠，成为目前难得一见的完整的东北抗联歌曲集，字里行间跳动着一支军队在绝境中不曾熄灭的精神火种。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这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是民族英雄杨靖宇于1936年7月创作的。歌词豪迈雄壮，生动而庄严地宣告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性质、宗旨及对将士的要求和号召。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在火热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赵尚志不时拿起笔来填词抒怀，以“黑水白山”为题，填写了这首《满江红》，抒发了誓与日寇血战疆场的英雄气概和收复国土的迫切愿望。
　　“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誓不战胜，决不放弃……为了祖国解放，我们将战斗到底。”抗日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前高唱的《红旗歌》，也成为鼓舞无数抗日志士的精神号角。
　　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部队，也很注重政治、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部队中的歌曲除少数是由关内抗日群众传过来以外，大部分是东北抗联将士利用现成曲调填写新的抗日歌词而成。
　　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地，除了枪声与风雪，战士们的歌声始终回荡在长白山麓、兴安岭间、松花江畔。“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是一支钢铁般的战斗队伍，更是一支用文化凝聚信念、用歌声鼓舞斗志的文艺先锋。他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以最朴素的方式，创作出最动人的旋律。”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世辉说。
　　在抗联营地，战士们以桦树皮为纸、以炭为笔，写下歌词、谱成曲调传唱。这些歌声是传递信念的纽带、鼓舞士气的战鼓、凝聚人心的火炬。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李兆麟与他的战友共同创作的《露营之歌》，以季节变化为主线，生动反映了征战中的艰苦生活情景，是东北抗联将士最常唱起的歌曲之一。
　　“在饥寒交迫之际，在与敌作战之时，对于东北抗联将士们来说，这些雄壮的旋律是坚定信心坚持抗战的精神食粮，是团结一致抵抗外辱的战斗武器。”李世辉说。
　　今天，当我们翻开那本泛黄的《东北抗日联军歌集》，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战士们在林海雪原中传唱的歌声。那是一段用生命谱写的旋律，是一种用信仰铸就的精神。
　　“东北抗联在默默中和敌人搏斗了十四年，在这悠久的历史里，造成几许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的精神是不朽的，他们的志气是超卓的，他们的毅力是坚决的，他们都能整个地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勇敢的精神。”东北抗联名将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一书中写道。
　　这样的传奇和精神，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