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董素玉 乌梦达 陈钟昊

　　北京佟麟阁路，国槐叶茂如盖。沿着路西青砖灰瓦的胡同漫步，可抵达商贾云集的闹市口大街。街边一家咖啡厅，售卖着两款甜品——名叫“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路，是空间的坐标，也是历史的注脚。在全国各地，有不少以抗日英烈命名的道路。那些抗战中的英雄，以这样的方式，凝望着他们用生命换回的可爱中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走访了一些以抗日英烈命名的道路，探寻一条条街巷深处，埋藏着怎样不朽的身躯与滚烫的历史。从这些路出发，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今日中国纪念英烈的现实深意：中华民族，何以沿着英雄之路，走向复兴。


　　“张自忠路站到了。”地铁报站广播响起，一个抗日英雄的名字，被一座城市反复言说。
　　“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宜城……”车晴掰着手指头，细数全国城市里以张自忠命名的道路。为了追寻外祖父张自忠的足迹，居住在北京的他频繁南下。今年5月，他又去了湖北宜城。
　　“7岁时，亲戚塞给我一本儿童读物，上面是张自忠的故事。”72岁的车晴回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姥爷的名字。”
　　长约2.5公里的宜城自忠路，穿过小城的千家万户。这本是一条寻常的市政道路，却标记着不寻常的名字，它纪念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疆场的一名集团军总司令。
　　在自忠路东北方的十里长山上，一座石碑矗立，碑文是“张上将自忠殉国处”。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1940年5月1日，张自忠东渡襄河作战前写下遗言，足见他赴死的决然。16日，他亲率部队冲入前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日本人形容他“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但在中国人心中，英雄的大山屹立不倒。
　　张自忠牺牲后，全国多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1940年8月，延安各界人士1000余人为张自忠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送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殉国纪念碑不远处，是与张自忠同时殉国的500名战士的合墓。从上将到士兵，骨肉化作一抔土，英魂化作一条路。车晴说，“和姥爷一起战斗的很多人，牺牲后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北京市档案馆里，一封泛黄的函件出现在名为“胜利烽火”的抗战胜利80周年史料展中。
　　“……嘱将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三先烈，列入本市街道名称，冀作永久纪念。”
　　这封1946年9月以时任北平市长名义发给北平市临时参议会负责人的复函，是当时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纪念英烈的一个缩影。
　　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都经历过长城抗战，他们率领的29军大刀队曾震慑日本敌军，鼓舞了抗战士气。七七事变发生后，赵登禹、佟麟阁战死于南苑，镇守北平的张自忠脱险后南下抗战，最终阵亡于湖北。三位英烈战功赫赫，在北平人民心中地位崇高。
　　史料记载，道路改名的建议从提出到确认仅耗时约半年，当时甚至有人催促，先更换路口路牌，至于户口、门牌等，如一时限于时间物力，可暂缓更换。
　　此后，铁狮子胡同、北沟沿、南沟沿三条路分别改名为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这样的道路名称延续至今，还被用作学校名、地铁站名。
　　“可以说，北京人因为这三条路，永远地记住了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说，老城里几乎每一个街巷名称都蕴含深意，唯独这三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
　　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张自忠路地铁站里，会有市民自发在张自忠雕像前摆放花束，瞻仰先烈。但大多数时候，是那抹凝固在铜像里决然赴死的眼神，注视着匆匆来往的过客。
　　时过境迁，今天并非所有人都理解路名的深意，但不朽的路名，早已化作城市一角的日常守望。
　　“除了北京这三条路，还有很多抗日英雄的名字在全国各地被用作道路名称。”王兰顺说。
　　哈尔滨一曼街，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赵一曼临刑前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在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不幸落入敌手，受尽酷刑。她没有等到幼童长大，生命定格在了31岁。
　　从一曼街出发，途经尚志大街、兆麟街、靖宇街，便可抵达松花江畔。傍晚的“江沿儿”，满是嬉戏的孩童。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杨靖宇……年轻的东北抗联战士血洗白山黑水，他们的名字，如今串联起“尔滨”最热闹、最深情的街市。
　　在湖南醴陵，左权路连通南北；在河南商城，赵崇德大道横贯东西。一位是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一位是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牺牲的英雄营长。两位将士血溅太行，多年后，他们的名字回归故里。
　　抗战的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是精神重塑。以英烈的名字命名道路，就是为了让他们被后人永远记住。战后，人们与过往的苦难作别，但依旧希冀远去的英雄留下名字，和他们一起见证新的生活。


　　电影《南京照相馆》片尾里，战火中残破的南京城与今日繁华的南京街景在照片里重合。如此，每一条路都与英雄相逢。
　　沿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行至民族文化宫，向南拐便能钻进窄窄的佟麟阁路。在车水马龙的映衬下，路口处的街心花园安然静好。
　　市民三三两两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稍一抬头可瞥见草丛里的雕塑。那是一个巨大的“怀表”，表盘上方铸刻“1937.7.28”，表针指向14时30分——佟麟阁在这一刻殉国。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纪念佟麟阁、赵登禹的雕塑分别在佟麟阁路、赵登禹路落成，两条路的名字从此有了具象的注脚。
　　其实，大多数英雄之路，并未留下一个具象的名字。它们嵌入时间的褶皱，隐匿在人间烟火里。
　　对于卢沟桥村村民郑增民来说，他走过的英雄之路是家门口那段不足百米的桥西街。
　　七七事变发生时，郑增民的父亲郑福来仅6岁，他目睹了发生在家门口的激烈战斗：日军的炮弹就落在桥西街对面的岱王庙附近，中国军人奋起反抗，死伤惨重。
　　桥西街连接着卢沟桥和宛平城，从作战图上看，这里是部分中国军人集结、反攻的必经之路。卢沟桥失陷后，日本人强行占领了村庄。
　　在炮击中惊醒，在抵抗中阵亡，在危难中奔走。郑福来回忆，逃命路上，他看到树林里躺满了牺牲的战士，中国守军许下的“与桥共存亡”誓言并非妄语。
　　这样的记忆不知被郑福来讲了多少次。70多年来，曾任新中国成立后卢沟桥镇首任镇长的他，坚持在卢沟桥上为游客义务讲解亲身经历的抗战史，直至年逾九旬。“苦难的历史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活一天就要讲一天”，郑福来说到做到。
　　一年前，这位因为毕生坚守被评为“时代楷模”的老人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与世长辞。父亲给儿子留下这样的背影：他又拄着拐杖，顺着桥西街走上卢沟桥。
　　郑增民说，父亲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发生那年，6岁在家门口亲历七七事变，18岁搭着火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想到这些，他便真正读懂了父亲。
　　桥西街、卢沟桥、宛平城，这是英雄的路，也是父辈的路，如今也成为自己的路。
　　父亲去世后，郑增民继承遗志，和女儿郑然一起继续讲述卢沟桥的故事。前不久，郑然作为北京市“伟大抗战精神”百姓宣讲团的成员，走进了抗战纪念馆、机关、校园、企业、社区等地。这位“90后”坦言：“讲得次数越多，越能理解爷爷的用意。”
　　有人守着家门口的那条路，也有人把路守成了家。
　　“等我干不动了，就让园子里的树陪马司令走下去！”在山东莘县，独臂守陵人蔡恩坤守护八路军回民支队战将马本斋烈士墓40年之久。一把扫帚，从黑发扫到白发。
　　在北京昌平，志愿者杨国庆坚持每年除夕到南口战役抗战将士墓前祭祀。一盘饺子，从滚烫吃到温凉。
　　从档案馆到烈士墓，从前线阵地到无名山野，这些年，一代代人为烈士祭奠、守墓、入殓、寻亲、口述的故事不断被我们听见，对英雄的追寻还在继续。
　　对更多人来说，追寻英雄并不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时空。
　　在闹市口大街的那家咖啡厅里，年轻的咖啡师刘佳祺耐心地装点那块被叫做“山河无恙”的甜点。甜点的造型是一块充满褶皱的山石，石头缝里，“长”出了中国国旗的五颗星。刘佳祺告诉记者，甜点的名称源于这几年广为流传的歌曲《如愿》。
　　午后，几名在金融街上班的白领散步至此，在这间粉刷着革命年代口号的怀旧主题咖啡厅里，他们谈论着最近上新的美食和电影。
　　附近的电影院，正在上映着口碑不错的《南京照相馆》。
　　一条广为流传的影评这样写道：当观众走出电影院，看到如今城市里的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彩蛋”。
　　每一个如愿的生活片段，何尝不是与英雄相逢的路口。


　　为纪念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而命名的“延乔路”，如今成了青年人争相打卡的网红路。这条路虽短，但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
　　英雄并不只属于历史。
　　北京复兴路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块路牌。在三千多公里外的新疆和田，这条被命名为“问勇路”的街道上，摆放着寄托哀思的鲜花。
　　2020年6月，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曾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18岁戍边战士陈祥榕壮烈牺牲。部队问陈祥榕的母亲姚久穗需要什么帮助，她回答：“我只想知道我儿子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
　　80多年前，也有一位“问勇”的母亲。
　　抗战爆发后，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受到八路军的感召，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邓玉芬最终盼来了胜利。去世前，她对乡亲们说：“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两条路，两个时代，连接起跨越生死的母子情，也连接起穿越时空的英雄魂。
　　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0周年。北京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累计接待人数突破40万。
　　走进纪念馆，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面巨大的“血肉长城”浮雕墙。浮雕里的战士们手持刀枪，与身边的农民、妇女、儿童、老人等紧紧相依，所有人目视前方，神情坚毅。这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异曲同工，浮雕中的人物身份各异，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
　　史料记载，日本投降那天，人民涌向街头，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庆祝的火把连成长龙。在日本投降三日后，丰子恺画下《胜利之夜》：暖黄色的吊灯下，一家四口面带悦色，父亲把幼童高高举过头顶，地上的小猫静静地端详着一切。
　　天空重现光亮，家户重回安宁，这无疑是人民的胜利。
　　在武汉江岸，为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一条被五国租界切割成六段的街道被重新合并，命名为胜利街。这座英雄之城，地下埋葬着从忻口战役沙场上运回的郝梦龄烈士遗骸，空中回荡着在武汉空战中勇撞日本战机的陈怀民烈士英魂。他们的名字和其他英烈一道，化作江城的路，汇入与长江并行的胜利街。
　　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武汉分会场中，奔跑的群众从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出发，在胜利街汇聚，之后奔向“一桥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奔向“追光逐芯”的中国光谷。
　　这条路，跨越百年，只争朝夕。
　　“每一步都不容易！”家住北京佟麟阁路旁新文化街社区的83岁退伍老兵林家兴发出感叹。
　　1949年的开国大典，参与阅兵的飞行编队只有17架飞机，由于飞机不够，飞行编队不得不再飞一圈。
　　新中国成立后，林家兴投身人民空军建设。此刻，他无比期盼即将到来的九三阅兵，期盼空中梯队飞过长安街的上空。
　　千万条路中，长安街是最能引发中国人共鸣的那一条。这条“神州第一街”上，处处响起人民英雄的回声，处处留下民族奋进的脚步。
　　天安门前的五四怒吼，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奋起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见证着一个民族重新站立的光辉起点；
　　京西宾馆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热烈掌声，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时代强音，引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如今，长安街已从人们熟知的“十里长街”延伸为“百里长街”，它连接起首都的新地标：西边的首钢园已兑现“双奥”梦想，东边拔地而起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将“千年大计”的蓝图筑成现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即将举行，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民兵、地方支前模范代表和抗战烈士遗属代表将到天安门现场观礼。
　　英雄的部队又将走上这条英雄的道路，胜利的民族必将走向复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