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受降！”
　　从杭州地铁6号线桂花西路起点站一路向北出发，在驶过富阳客运中心站点后，车站广播向乘客用响亮的语调报出这个两字站名。
　　在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受降”标注为动词，意为“接受敌方投降”。在普遍以地名命名的杭州地铁站点里，这样一个让人不禁产生种种联想的动词显得极为独特：“敌方”是谁，又因何而“投降”？
　　走出受降站，往西北方向步行约1公里，一幢干净整洁的多层小楼映入眼帘。小楼外围绕着一圈淡灰色砖墙，正面入口处“受降村”三个鲜红的大字分外显眼。附近居民说，这幢小楼正是受降村村委会所在地。
　　“受降，就是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在村委会办公室，受降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小潮对村名由来的解释简短有力。他告诉记者，1945年9月4日，日军第133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派师团参谋长及随员到当时的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向第三战区指挥官及浙江省政府有关人员接洽投降。
　　“宋殿村所处的位置，大致就是现在的受降村。”陈小潮补充道。
　　陈小潮的话，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受降的过程是怎样的？”“宋殿村是如何变为受降村的？”“现在村里对受降又有何纪念活动？”……
　 面对一连串追问，陈小潮叫来了几位熟悉情况的村民，和记者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大家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80多年前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天……


　　1937年12月24日，是令许多宋殿村村民终身难忘的一天。
　　“鬼子进村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迅速在村中传开。在村口，有人见到了大约一个中队的日本兵。
　　在侵占富阳县城后不久，侵华日军不断进军，迅速派兵侵入距离富阳城区不远的宋殿村。日军还在村中建立了前线指挥所，将地主宋作梅的宅院作为总部。
　　日军盯上宋殿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宋殿村背靠山区丘陵，处于连接浙江东西部的咽喉地带，进可到达赣皖两省，退可回到杭州。很快，日军便在村中建起了各种防御工事。
　　曾在受降村村委会工作的潘忠华，多年来和村民一起记录当年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在他提供的一份名为《日军铁蹄下的宋殿村》的村史材料里，清晰地记载着这样一段话：
　　（日军）水牢设在公路上的碉堡底下，高约1.5米，水深0.7米，面积10余平方米……木笼全用原木打入地下而围成，木头上绕有铁丝网，关入笼内的人只能任凭日晒、风吹、雨淋。在（日军）中队部的门口和后面，分别设置了一口直径1.5米的沸水锅和一个老虎凳，在中队部与宋殿之间设置了一处活靶场……宋殿村成为日军杀人的一个魔窟。
　　“在进村之后的近8年时间里，日军在村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村庄活生生变成一座‘人间炼狱’。”谈起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潘忠华义愤填膺。
　　在宋殿村之外，周边地区的村民也难逃日军的魔爪。《日军铁蹄下的宋殿村》还写道：
　　十月村村民马关林，先被日军放出军犬咬，待马关林与军犬搏斗得毫无力气时，被日军带至操场的沙坑边，蒙住双眼背朝沙坑跪着。一名日军端着上好刺刀的枪，一个快步刺向马关林的腹部，马关林倒在了沙坑里，日军又向马关林连刺数刀。
　　潘忠华透露，村中老一辈人提起过，日军在村中杀害的中国人，大多被抛弃于村东南山脚的岙凹里。当时那里是一条长数十米的自然沟坎，当沟里被抛满尸体后，日军就抓老百姓在附近挖土掩盖，接着再在新挖的沟里抛尸。
　　这样的埋尸沟，多达6条。在那里埋有尸体的数量已无法统计，老百姓把此抛尸地称作“千人坑”。在潘忠华记忆中，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块地方还时不时能看到累累白骨。在他小时候，提起那个山脚就会做噩梦。
　　为了奴役中国人民，日军还利用汉奸等在当地培植“维持会”等伪组织机构，并将大树下、甘坑口、虎啸杏等村的人移并到宋殿村，强迫村民签具连保责任。
　　“一旦村民不从，马上就会面对日军嗜血的屠刀。”潘忠华说。
　　暗无天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在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一条消息在村中传开。
　　“中国军队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下旬，宋殿村村民发现，附近残留的日军已全部不见了，中国士兵的身影越来越多。到了9月，地主宋作梅的宅院突然被围了起来。村民们猜测，应该要有大事发生了。
　　9月4日上午，宋殿村及周围的交通要道上拉起警戒线，布满了中国军队的警戒哨。中国军队官员进驻宋殿村做洽降准备。洽降的礼堂，就设在宋作梅的宅院里。
　　浙江党史部门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发布的信息记载，宋殿村洽降仪式由中方主持，日方投降代表立正脱帽向受降长官鞠躬，呈缴证明书、日军驻地表、官兵花名册和武器清册。
　　如今，在当年的洽降地点上，一组雕塑和摆件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屋内左边受降席摆着一张圆形木桌和几把椅子，对面的投降席也放着几把椅子，椅子前还有一张长条桌。在中方代表威严的目光前，日军代表垂头丧气地递交相关材料。
　　当年见证仪式的村民，在村中也留下了一些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写着，当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想跑去现场围观，一些村民看到日本兵非常气愤，有的甚至想冲上去找他们报仇，但被中国军人拦住了。
　　“很多乡亲的家人都命丧侵华日军之手，他们能不愤恨吗！”潘忠华说，村中老一辈人告诉他，仪式结束后，村中家家户户欢欣鼓舞，敲锅打盆庆祝了好多天。
　　受降仪式所在宅院的主人宋作梅，对洽降的经历也十分感慨。为纪念这一事件，宋作梅后来挥笔写下《受降室记》一文，目前原件珍藏于桐乡市档案馆。在该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查阅了《受降室记》原件，该文用清晰的正楷写道：
　　日军住了我家七年五月二十日，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他们住在我家耀武扬威地屠杀民众的时候，从没有想到恰巧地即为他们的垂头丧气地屈膝投降之处……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悲剧之最后一幕，在我家导演完毕，相反地却为我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幕喜剧。因此，我名我的这间屋子曰：“受降室”。入此室者，不要忘记了抗战血和泪交织成的史实。
　　宋作梅不要忘记“抗战血和泪交织成的史实”的想法，代表着当时相当一部分村民的共同心愿。自那时起，讲述抗战故事、不忘历史记忆，成为了村民们代代相传的“无字家规”。
　　与宋作梅将宅院更名为“受降室”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是，1946年，“接洽投降点”所在的富阳县长新乡与周边的仙升乡一起，合并命名为“受降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历经苦难的受降乡人民，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社会建设当中。
　　“站起来”的过程充满艰辛，“富起来”的道路也并不平坦。
　 “70后”陈小潮回忆，受降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富阳人眼中的穷地方。在他年幼时，当地人以从事简单的种植业为生，许多人长期难以温饱。灾年来临时，一些人甚至不得不外出逃荒。
　　改革开放后，受降乡更名为受降镇，在不断摸索中终于找到了致富奔小康的路径。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当地乡镇企业迅速成长，1985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上升到2677.86万元，到1994年镇人均收入达到3500元，一时声名鹊起。
　　1995年，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一篇题为《受降镇的昨天与今天》的报道，生动展现了当时受降镇发展的喜人形势：
　　（1994年）镇教育投资380万元集中建设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学生宿舍楼。投资160多万元，建成设施先进的镇医院病房综合大楼……走出新落成的镇政府办公大楼，一条大道直通320国道，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镇，就环绕着这个“丁”字形的范围展开，商业街、工业园、生活区、旅游点，门类齐全，层次分明，好一个欣欣向荣的江南城镇。
　　在该篇报道中，作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改革开放以来，受降人把昔日的丘陵变成了集旅游、房地产开发、工业科技开发于一体的银湖开发区，“‘受降’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
　　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媒体报道显示，该镇人均年收入已达到9600元，是浙江省百强乡镇。
　　逐渐摘掉“穷帽子”的受降镇人，开始再一次思考“受降”二字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在2010年前后，当地再次经历了一系列行政规划调整：2007年，富阳区中秋村和大树下村合并为现在的受降村。2013年，受降镇与高桥镇合并，成为现在的富阳区银湖街道。
　　在受降村采访时，许多村民都有一个深切感受，那就是大家对“受降”的记忆很强烈。特别是在2007年行政规划调整时，“受降”的名字一度曾面临被取消的可能，许多村民强烈反对，最终让其成功保留。
　　受到更多关注的不仅有“受降”两个汉字，更有承载这两个汉字历史意义的纪念遗址。受降村一些村民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洽降旧址设施落后，亟需修缮、扩建和提升。
　　于是，在村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在原旧址基础上改扩建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被提上日程。


　　2014年6月20日，富阳有关部门专题研究并决定启动受降厅改扩建工程，定位为建设浙江省级的抗战主题纪念场馆，随后成立了由主要领导牵头的改扩建工作领导小组。
　　富阳区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科原科长蒋虹瑶表示，当时富阳史志部门组织了2个资料征集小组，自当年9月2日起，奔赴浙江各地征集浙江抗战史料。纪念馆文案编写者除向浙江省内10个地市及40个重点县（市、区）的史志和档案部门征集史料外，还分赴全国各地征集到大量一手资料。
　　纪念馆建设文史组一行专程赴台湾收集史料的经历，蒋虹瑶印象很深。在台期间，他们不仅得到了旅台富阳同乡会的热情帮助，还得到了一大批抗战老兵及其亲属的大力支持。
　　蒋虹瑶说，在台期间，不少人或陪同文史组到各类档案馆收集史料，或提供有关抗战书籍、视频，或讲述抗战经历，或提供有效线索。文史组收集到一批十分珍贵的口述史料和个人回忆录，专门制作了7个专访视频。
　　此后，史志部门又多次召开设计方案专家论证会，与设计人员一起，对文案和设计方案进行了十余次的调整、修改和完善。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改扩建后的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记者在纪念馆参观时注意到，该馆位于受降村西南侧，屋顶呈代表胜利寓意的V字形。纪念馆外墙以灰色天然石材为装饰主材，颇具庄严肃穆之感。
　　纪念馆的几大展区，采用图文展板、声光、视频、场景复原、实物等形式展陈，揭露日军在浙江犯下惨无人道的累累罪行，讴歌中国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者的光辉历程。
　　在纪念馆受降厅参观完，出门往左走20余米，有一座“警钟长鸣”的钟塔，人们经过钟塔时，警钟会自动敲响。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说，钟声警示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从纪念馆穿过200米左右的甬道，便到达了“千人坑”遗址。遗址的碑上刻有抗战期间富阳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记录，以及查证的宋殿村及周围遭日军残酷杀害的同胞姓名。


　　纪念馆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开馆至今该馆参观总人次已超过120万，参观者来自全国各地。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新特点，那就是这两年来自受降村和周边地区的青年参观者越来越多。
　　受降村“90后”青年金鑫炜，就对纪念馆展陈印象很深。
　　金鑫炜出生的时候，受降村还叫大树下村。他说，自己从小就知道旁边的“千人坑”遗址中埋葬了很多同胞，也听父母辈说起过这里是接受日本投降的一个地点。
　　金鑫炜告诉记者，在他年幼时受降厅还没有形成现在的规模，主要就是一幢房子里面展示了一些抗战时日军残害百姓的照片和材料。他觉得，现在的纪念馆展示的图片、资料更加丰富、直观，“有了讲证据般层层递进的感觉”。
　　“我告诉自己，有机会一定要为受降村做点什么。”金鑫炜说。
　　今年，金鑫炜回村协助村委会工作。他对未来的工作规划是，在服从组织安排的前提下，发挥好自己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经验优势，把受降村的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红色资源不仅记载着风雨洗礼、见证了历史变迁，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村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金鑫炜说，在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把受降村的故事通过移动互联网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受降村，是这一代“新受降人”的使命。
　　陈小潮说，现在村里年轻人早已不愁吃穿，但村里口耳相传的抗战故事，让这些年轻人形成了“不忘苦难”的优秀品质。“只要不忘‘来时之路’，他们就一定能走好‘前进之路’。”
　　对金鑫炜而言，从回村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为自己定下了工作目标：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为村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告慰先灵的最好方法，就是奋力拼搏，赢在当下。”金鑫炜说。
　　　　 （本报记者顾小立 刘梓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