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牛纪伟 丁非白

　　位于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本已经泛黄的小册子，这就是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以下简称《史略》）。书中开篇记录着这样的文字：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来在东北的抗日斗争，就其残酷与艰苦的程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这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在暴敌侵凌下，所显现出的光荣和骄傲。但由于过去环境的限制，及日寇的严密封锁，使国人对联军的英勇斗争很少知道……”
　　1946年初，年仅25岁的穆青在一个班战士的护送下，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乘卡车走了两天三夜，经过长途跋涉，在密林深处采访了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将军及其部下老游击队员数十人，写下了这篇1.2万字的长篇纪实报道，并于1946年3月以“关寄晨”为笔名，在《东北日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登。
　　这是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东北抗日联军震天撼地的英雄史诗，深情铺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4年浴血斗争，挺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这篇报道用大量事实和铁证告诉人们：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14年抗战，对日军给予了强烈打击，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报道也有力地回答了抗战胜利后“谁最有权利接管东北”：那就是14年来一直领导东北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14年来为保卫东北、收复东北始终奋战的抗日联军及爱国大众！
　　字字血泪昭日月，青史不泯慰忠魂。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读穆青采写的这篇力重千钧的报道，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中汲取继续前行、拼搏奋进的精神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攘外安内’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日寇铁蹄之下，到处唱起了这样的怨歌。
　　此时，国民党仍在进行“剿共”内战，在一部分人心目中，还存在希望南京政府出兵及国联武装干涉日本的幻想。
　　存亡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为重，号召全党同志组织群众开展爱国运动，武装反抗日本侵略。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就回荡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号召人们起来抗日。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中国共产党接连派出大批骨干奔赴东北抗战一线。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罗登贤，在中共满洲省委高级干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说：“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
　　穆青在《史略》中写道：“中共东北组织特根据中央指示，广泛向群众宣传，指出东北人民惟一的出路，不是指望国民党和国联，而是自动组织起来，普遍发动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抗日浪潮。
　　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武装组建起来。这些武装部队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其间，第21、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
　　但当时在东北还有一部分抗日的旧军队，如黑龙江的马占山部、辽宁的唐聚五部、吉林的冯占海部等，内部斗争激烈，部队脱离群众。对于他们，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了团结帮助政策，一方面动员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义勇军，大批地充实其力量；一方面又派出有能力的干部去帮助他们。
　　穆青记述道：“在这一时期中，中共党员到处奔走呼号，在抗日军中做参议，做幕僚，甚至当兵在前线流血牺牲者，可谓比比皆是。如周保中同志先在自卫军担任宣传指导工作，后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刘铁钢同志（留比利时学生）任自卫军杨耀军部参谋长；杨靖宇同志在吉海、沈海线一带活动……”
　　穆青将当时的抗日军队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人民的军队，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依靠群众，以爱国知识分子及工农分子为基础，武器虽坏，但战斗力甚强；第二种是旧军队，这些部队内部派系复杂；第三种是救国军，其素质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据《史略》记载：“合计以上三种军队其总数不下25—30万人……抗日军给日寇的打击较诸过去更觉实际有效……翻开1934年的《泰东日报》，根据日寇自己统计，日官兵在这一年‘讨伐’中死伤者达5万人以上。实际上恐尚不止此数。”
　　然而，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
　　1936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全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辖11个军，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1936年至1937年，东北抗日运动进入高潮，中国共产党除坚持扩大东北的抗日运动外，还与关内爱国人士取得联系。同时，东满和北满地方人民政府成立，直接与日伪满政府对峙。
　　据《史略》记载：“一时间在人民政府领导地区，广大城镇乡村，遍插抗日红旗，群众高唱反日歌，到处欢迎抗日联军……每遇敌人‘讨伐’时，群众都组织自卫军，担任通信、担架、侦察、警戒等工作，甚至扛着土枪配合联军作战，宣誓要死守根据地。这是东北抗日运动发展的顶点，也是联军所谓‘骑大马，逛大屯’的顺利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更加积极活动，以打击敌人、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攻城夺寨、破坏交通，到处袭击敌铁路据点。各路军也都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及良好的军民关系，办学校，出报纸，组织群众。许多老游击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尤其是松花江下游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伪三江省，大部分农村为抗日联军控制。
　　穆青记述道：“在南满，杨靖宇部展开攻势，由东而西、而南曾几度进出南满线达彰武、新民，跨安奉线……消灭日军守备队甚众。在东满，沿镜泊湖岸及汪清、延吉、敦化间第二军陈翰章部队，予敌人打击尤重……”
　　东北抗日联军的统一和巩固，引起敌人极大注意，立即在东北增兵至30万之众，不断地向联军进行“讨伐”和“扫荡”，并严密防范从长春到延吉一线，企图把东北的抗日运动分开，还在群众中采取残酷的烧杀政策和“归大屯”“保甲制”“连坐法”等统治方式。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时，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进入第8年。


　　东北地区是日寇执行“大陆政策”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
　　至1939年，日军在东北地区增兵至70万之众，以40万兵力来“讨伐”抗日联军，战争达到空前频繁与残酷的阶段。在马屁股山、莲花泡等战斗中，抗日联军伤亡惨重。
　　同时，日军对东北军民展开了“总体战”。一方面加紧施行“归大屯”政策，凡在游击区的小屯子全部烧毁，群众集中到大屯严加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另一方面对抗日联军加紧军事“围剿”，采取分区包围、轮番“扫荡”的战术，在一块地区内来回拉网，巩固一个地区以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穆青在《史略》中写道：“从辽吉边区长白山脉之牡丹岭、老爷岭、老松岭，横过长图铁路，沿牡丹江两岸，哈尔滨以东及乌苏里江左岸，所有山边村落、山中的猎户全部被日寇驱杀殆尽。以伪三江省而言，过去人烟熙攘，群众热心抗日，日寇称之为‘共产党的乐园’，焚杀过后，一片荒凉。”
　　这是东北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文章中说，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几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丛山密林间，整日与野兽同居，饥寒相伴。没有房子住，便背着斧锯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放倒大树建造“密营”。后来“密营”又遭敌人破坏，从此“他们就经年累月地在雪地上围着火堆睡觉。火堆是他们最亲爱的朋友，也是他们的家。伤风感冒腰腿疼痛时，火堆又成了很好的医生”。
　　英雄从不畏艰险。当时，队伍里传唱着这样的歌曲：“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
　　在《史略》中，有这样一段令人不禁落泪的文字：“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曾吃过树皮、马皮，甚至自己脚上的靰鞡。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是极其平常的事。有时候，他们因为饥饿，每天只能走十里路，很多人坐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哨兵都必须依着树身站岗，一根稍粗的倒木不用很大力气就难以跨过……由于敌人的封锁，他们买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单薄，常有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死者。平常手一伸出来，就立即冻僵，不小心一接触枪筒就会粘下一层皮。”
　　穆青曾回忆那次采访周保中将军的经历：“当时正是东北最严寒的季节，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那风，真像利刃一样，割着耳朵、割着脸，穿透棉衣，透进骨髓；那空气，充满了冻结力，真是哈气成冰，眼睛、眉毛、胡子都挂起冰凌，眼睛张合，鼻子翕动，均有沙沙之声。我们简直冻成了‘冰人’，特别是腿脚好像失去了存在。带的干粮成了冰块，咬不动，掰不开……”这些描述，亦让人深深感受到斗争环境之艰苦。
　　东北抗日联军被日军称为“思想匪”，为彻底“消灭”抗联，日军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治安肃正”计划，动用大量兵力进入深山密林进行大规模的“篦梳式、踩踏式搜剿”。日军兵力是抗联的十数倍乃至上百倍，一旦发现抗联的踪迹，就会“像壁虱一样盯住不放”。
　　有抗联老战士回忆，每与敌人交火一次，都要连续不停地奔走上百公里，以摆脱追击。即使是吃一顿饭，抗联部队都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周保中将军曾向穆青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战斗转移中，十几个重伤员实在无法行动，怕连累整个部队，他们便主动要求留下。于是，部队给他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些粮食，约定等回来时再接他们。然而由于斗争情况恶化，部队未能按时去接，日后找到这个山洞时，只见留下的伤员一个个都饿死了。有的躺在铺上，有的死在锅台上，锅里粒米无存，只有一锅黑乎乎的稀汤；炊事员倒在山洞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还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
　　最难忍受的还不是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而是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从1937年起，抗联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失去了任何联系，完全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
　　周保中将军曾对穆青讲，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有一次，他们找到一份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如获至宝，你传我，我传他，抄的抄，摘的摘。这本书真像茫茫大海的指路明灯，给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抗联部队遵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把部队分散组成许多小分队，依托完达山、老爷岭，不断骚扰、打击敌人，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自己，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不能进关。
　　敌人对抗联恨之入骨，到处张贴画像，悬赏捉拿，曾宣布如割得周保中一两肉，可换一两金子，并曾直接下战书，大意为：“周保中将军，你若真是英雄，请摆开队伍来打，不要老是偷偷摸摸地来袭击……”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1年在东北地区增兵达百万，集中军力进攻抗联。此时情况更加严重，抗日联军弹尽粮绝，群众完全被隔绝，数十天不见一人。《史略》中写道：“即令偶尔见到一两个山中猎手或煤窑工人、‘鱼亮子’以及伐木的樵夫，亦大多数是被敌人训练化装的特务奸细，一见到联军人少，则施毒药杀害，人多就跑去报告日寇……”
　　在这个最为困难的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孤军苦战，牺牲甚巨。据不完全统计，抗联共牺牲师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30余人。
　　在吉林靖宇县城西南6公里处，杨靖宇只身一人在此与敌死战。面对重重包围，他的呐喊震彻山林：“我是中国人，绝不向侵略者投降！”残暴的日寇剖开他的遗体，发现胃里只有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这位抗日名将最后的“口粮”。
　　在黑龙江镜泊湖地区，80多年前，陈翰章在此被日伪军三面包围。激战过程中，陈翰章中弹负伤，仍背靠大树继续战斗。敌人用短刀在他头脸乱刺，并残暴地剜出他的双眼，陈翰章依然怒骂不止，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7岁。
　　赵尚志、曹亚范、李红光、童长荣……
　　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面临艰难险阻，用决心和斗志，壮怀激烈地诠释了初心和使命。


　　由于日军疯狂“讨伐”，以及毒辣的“集团部落”政策和“连坐保甲”制度，连年血战的抗联无从补充兵员和装备，加上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仅剩不足千人，只能相继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
　　虽然东北抗联主力转移到苏联境内，但抗联在中国东北的对日斗争并未停止。
　　《史略》中说，“平时联军行动为了避免敌人寻踪追击，亦必须消灭雪迹，多设疑路，以迷惑敌人，战争之苦，实出人意想之外。许多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非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死于冻饿苦乏之中了。迫不得已，在周保中同志领导下，不得不分散军队，组织极秘密的游击队……”
　　1941年春到1943年夏，抗联派遣回中国东北的小部队就有数十支，这些小部队的任务主要以专项军事侦察、收集情报为主。
　　1943年到1945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敌人自欺欺人所宣传的“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了”“满洲共产党覆灭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
　　《史略》中记载：“1943、1944年，抗日联军的分散部队，曾在铁骊、绥化、东兴、庆城等地出没无常，不断给日军以打击，并破坏其军事设备……然每到一处必袭击车站、破坏交通，极力恢复东北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坚定人民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并以实际行动告诉敌伪，无论如何艰苦牺牲，东北抗日联军是消灭不了的。”
　　苏联对日作战后，东北形势突起变化，在全东北各地分散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又活跃起来。
　　穆青记述，敌人曾画了这样一幅漫画：画中抗日联军站在一棵大树上，下面是“皇军”在锯树，树已经倾斜，眼看抗日联军就会掉下来，敌人希望他们赶快投降。可是抗联同志们看了却气愤地说：“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还在将来，那时候不是从树上，而是从天上，从飞机上降落下来歼灭你们！”
　　事实正如英雄们预言的，到了1945年8月，抗日联军便从东北大地的各个角落，火山般地喷起，给日军以最后一击，并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
　　到194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已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分布于东北各地，部队总数已达15万人，并和“在关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旧东北军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部及热辽的八路军合组起将近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准备为争取东北人民的民主自治进行坚决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世上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战死；也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10多年里时刻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然而，就是这样，他们却创造了歼敌18万、牵制日伪军近百万的奇迹。
　　毛泽东同志曾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精确地描绘了东北抗战的面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1946年2月，时任《东北日报》负责人廖井丹找到穆青说：“现在有个紧急任务，派你赶快去访问周保中同志……中央的意见，要派记者去访问他，请他对东北的形势发表谈话，说明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14年，而国民党未出一兵一卒，现在根本无权接收东北。”
　　经过两天三夜，穆青在部队驻地见到了周保中将军。穆青回忆道：“我仔细打量着周保中将军：他同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似乎有些不同。他身材不高，却很魁梧，目光中透露出庄严、威武的神色。他说话不多，但声音洪亮，是个典型的军人形象；他热情、诚恳、质朴，又是个和蔼的长者。从他的简单话语和神色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党、对同志充满了深情。”
　　穆青在周保中将军驻地采访了近半个月，每天都被抗日联军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感染着。在采访过程中，他“处于极度感奋之中，常常边谈边写，边写边哭”。
　　据穆青回忆，一些抗联老战士告诉他：有一次在战斗中，周保中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伸手就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用绑腿布紧紧缠住，照样行军。在另一次战斗中，周保中的左腿中了一颗子弹，依然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后，才请一位土医生来做“手术”。那时，缺医少药，根本没有麻醉针剂，土医生就用拔钉子的钳子，硬是从他的腿骨上把子弹拔出来，将打烂的肉剪一剪，用水洗一洗伤口敷药了事。当时，周将军咬紧牙关，头上滴着豆大的汗珠，却吭也没吭一声。曾目击此事的同志说，三国时，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但那是历史传说，谁也没有见过，而周保中将军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后来，穆青在《一次难忘的访问——忆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同志》一文中写道：“许多熟悉情况的老游击队员也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们交谈……谈到激动处，大家或沉默不语，或泣不成声。特别是有关周将军本人的事迹，使我十分感动，现在虽然时隔近40年，我仍久久不能忘怀。”
　　完成采访并与周保中将军依依告别后，穆青心里便时常惦念着这位可敬的英雄。只是世事流转，总难寻得再见的机缘。
　　时光荏苒，直到1961年8月的一天，彼时的穆青正在北戴河休养。午后路过沙滩时，看见那里坐着一位老人，身影竟有些熟悉。他脚步不由自主地走近，发现那端坐的老者正是周保中将军。
　　穆青连忙快步上前，俯身轻声问道：“周司令还认识我吗？”周保中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着他，片刻后摇了摇头，略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想不起来了。”“我叫关寄晨呀！”穆青急忙说道。听到这个名字，周保中猛地站起身，双手紧紧抓住穆青的手，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哎呀，是你呀，你把我想得好苦，我到处找你，就是找不到！”那天，在沙滩上，他们又畅谈了许久，从当年的采访聊到分别后的种种经历……
　　穆青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是超过东北抗联的。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的不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