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荒

　　1948年春天，五位先生在南京城内并肩而立合影，居中者在照片上方亲笔题写：“皆兄弟也 卅七年三月卅日 胡适”。孰料，前四字竟渐成谜题，70多年后才被晚辈解开。
　　光阴荏苒，风流云散。他们再无同框之缘，亦渐次淡出历史舞台——自1962年胡适病逝起，五人先后谢幕，凡三十六载。当年叱咤风云的面容，一度连他们的后人都难以辨认。
　　前不久，在北京先知书店的《国情分界线》新书发布会上，作者胡复孙讲述了这张合影背后的“无名悬案”，并现场请出了揭开谜底的关键人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江。
　　更令人感慨的是，他们两位正是合影人物的后人：前者是以“胡焕庸线”闻名于世的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孙子，后者是有“水杉之父”尊称的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的孙女。
　　胡晓江，这位无缘与祖父谋面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在编纂《胡先骕全集》的十年里，将一度尘封的家族历史拼凑成生命的图景。在知识探寻与亲情回响之间，不仅沉淀出她对历史、家庭与命运的深切思考，也映照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这段寻根溯源的“人脸识别”故事，如拼图游戏一般深深地吸引着我。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相约在京郊的一家咖啡馆，一同打开胡先骕和他的“朋友圈”，开启了一场关于自我、根系和时代的再发现之旅。


　　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文学和教育的集大成者，胡先骕却因历史尘封一度鲜为人知。无论在新文化运动中扛起“学衡派”大旗与胡适论战，还是以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跻身民国八大校长之列，抑或因鉴定并命名活化石“水杉”而轰动世界，他都展现出非凡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因批判苏联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而受到责难，却被毛泽东喻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周恩来要求中科院就“李森科事件”向他道歉。
　　刘荒：十岁时，您才知道祖父胡先骕的存在，而且和一种树有关；长大后，提及祖父您也直呼其名——“胡先骕”，仿佛他只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祖父在您出生前去世，记忆自然无从谈起。从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到2014年协助父亲编纂《胡先骕全集》，历时35载。对这位学贯中西、横跨文理的“斜杠祖父”，您曾经所知有限，亲近不起来，这么漫长的疏离不免让人暗生心结，难以释怀。
　　胡晓江：初识祖父胡先骕，并非在泛黄的家信或温暖的膝旁，而是在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此前，家里从未出现过祖父的名字，仿佛这个人根本没有存在过。
　　直到1979年5月的一天，家里餐桌上出现一纸“胡先骕追悼会”通知书，上面一个黑色的“奠”字。全家都被召集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官方为他恢复名誉的追悼会。
　　礼堂里人很多，我们小孩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大人也不做解释。我连一些外地赶来的亲戚都不认识，对其他人更没有概念。
　　追悼会后，家人再没有提过他。父母和长辈私下或有谈论，却从未在孩子面前流露。回想当年，祖父更像一阵风，知道了，也过去了，很快从我脑海里淡去了。
　　刘荒：沉默有时比言语更有力量，它能抹去一个人的存在。当年，恰逢全民族思想大解放，“拨乱反正”不仅是耳熟能详的政治号召，更成为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石。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寻找尘封的家族记忆，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契机。
　　生前功名显赫，身后湮灭无闻。祖父胡先骕如此悬殊的人生落差，却从未激起过您探寻究竟的念头。如果这种疏离并非对家族历史的漠视，又是什么让您最终选择了沉默？还是沉默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胡晓江：实际上，这种长期疏离的原因很复杂。首先，父母那一辈对祖父的一切都讳莫如深，有意屏蔽这些信息。他们不讲，我们自然无从知晓。后来零星知道一些，他是植物学家，发现了绝迹的水杉，但信息非常少，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传闻。
　　平心而论，父辈们的沉默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时代留给很多家庭的集体记忆。他们经历过太多风雨，形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不愿触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小时候，我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事，小孩子连父母的过往都不了解，遑论一位素未谋面、仅有称谓的祖父了。若没人引导，小孩子不会对一个从未见过的人感兴趣。印象中，我以前从未向父母打探过祖父的事情。
　　后来，知道他当过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风云人物有交集，我仍觉得那是他的历史，并不想去“沾光”，也不关注他的事情。毕竟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对过去追问太多，似乎也不合时宜。
　　另外，也可能与我的个性及成长环境有关。我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中学，同学中不乏名人之后，以科学家子女居多。大家更想建立自我，而非倚仗祖辈的名声。
　　当然，也有个别人喜欢炫耀，整天把“我祖上如何如何”挂在嘴边。我觉得这种比较很无聊，刻意回避这些话题，更不愿去沾胡先骕的光。
　　现在我经常直呼其名胡先骕，和大家平时称呼历史人物一样。我们之间没有时空交集，不涉及“为尊者讳”的礼仪问题，更与是否尊重传统文化无关。
　　我不会因为有血缘关系，就摆出一副特殊姿态，只希望以平常之心，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位历史人物。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1894年5月24日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他自幼聪慧，被视为神童，四岁起接受传统教育启蒙，后因科举废除接受现代教育。
　　胡家三代人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祖父胡先骕1909年保送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预科，父亲胡德焜北大数学系毕业留校任教直至退休，胡晓江本硕学业均在北大社会学系完成。这个家族与北大的学脉相承，至今绵延已过百年。
　　刘荒：您和祖父不仅是北大校友，留学经历竟也惊人巧合：1995年，您赴美攻读哈佛社会学博士，继而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而早在1912年和1923年，祖父胡先骕亦两度负笈海外，先在伯克利获植物学学士学位，后于哈佛大学荣膺生物学博士。
　　这两条逆向而行的求学轨迹，奇妙地在世界顶级学府间交织，成就了这段跨越时空的“祖孙校友”之缘。在您看来，这究竟是命运的奇妙安排，还是刻意的学脉传承？
　　胡晓江：这绝对不是刻意的传承，因为不知道历史，就不可能刻意传承。我申请国外大学时，突然想起有亲戚隐约提起过，祖父曾在美国留学，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便向父亲求证：“爷爷在美国上的哪个学校？”
　　他迟疑了半晌，才慢吞吞地说，“好像是哈佛吧……”哈佛是全球顶尖学府，他为何还闪烁其词呢？我感到有些奇怪，却没再追问。父亲性格素来如此，遇事犹豫，经常说一半留一半。
　　多年以后，他才坦承当年拿不准把这件事抖落出来，对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把哈佛列入申请学校的名单，竟被录取了。
　　漫步于古老的哈佛校园，想象中与祖父有关的事物，一下子变得格外陌生。这种完全连接不上的奇怪感觉，仿佛我俩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
　　我在留学期间，父亲曾建议我读些“学衡派”的作品。我忙于学业，无暇顾及，何况都是文言文的百年旧事，也提不起兴趣。
　　我在哈佛结识了植物分类学家马金双。他告诉我：“我就是做你爷爷那个专业的。”
　　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我爷爷具体是做什么的。”他热情地拿出一本《植物分类学简编》，指出其中一段说：“这是你爷爷写的书，就是这段话惹了麻烦。”
　　我仔细阅读了那一小段批评李森科的文字，并没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时我还完全不知道这段文字，曾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引起过巨大的波澜。
　　刘荒：我读过您写的《世间曾有胡先骕》的纪念文章，还有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专著，深为那一代人曾被蹉跎、被遗忘，甚至被遮蔽的命运唏嘘。
　　面对血缘与历史的双重割裂，您是否有过无力感？当您第一次轻触到祖父翻译的昆曲经典《长生殿》手稿时，胡先骕是否就在那一刻，从泛黄纸页上的名字，变成你生命中一个必须解开的谜题？
　　胡晓江：起初，我没有意识到这种隔阂，也谈不上“无力感”。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并不会觉得无力，更多是不在意，不关心。如同历史课本上的内容，对有些学生只是负担，考完便放掉了。
　　我开始参与《胡先骕全集》的编纂，更多是为了帮父亲，不是对祖父感兴趣。父亲年纪大了，精力不济，英文也不好，我应该尽一份责任。
　　历史的割裂，从我父亲那一辈就开始了。他们主动选择了割裂。父亲晚年时，内心必定有许多无法言说的情感波澜。我们这一辈人，只是被动地处于无知之中。
　　2014年，马金双给了我一批他从哈佛大学找到的胡先骕的英文信件。这些1938年胡先骕从北平写给导师的手写信件，字迹漂亮而迅疾，仿佛听见笔尖飞快划过信纸的声音——
　　“日军的飞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我正在研究一批中新世时期的古植物化石，它们保存完好，有着漂亮的花朵、叶片和果实”，“我们对于战争的最终结果，充满信心……”
　　没想到，70多年前的英文语句，读来毫无时代隔阂，字里行间却分明呈现出历史画面和个人心境。这些信件对我触动很深，产生了想更多了解祖父的强烈愿望。
　　而同年译完的《长生殿》手稿，则是他心中一个失落的梦。我们都以为，这部肩负他“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宏愿的心血之作，已连同他晚年的念兹在兹，湮没在战火与岁月的尘埃中。
　　2016年6月，我在爱尔兰比尔古堡整理祖父写给古堡主人的旧信时，意外发现他与英国诗人艾克顿讨论《长生殿》合译稿的通信。循此线索，我们追寻多时的《长生殿》完整译稿，两年后终于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珍稀手稿部”重现，也掀开了祖父庞大中国经典英译计划的一角……
　　随着对胡先骕了解的加深，我惊讶地发现，我的一些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竟与他十分相似。这些方面，我却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解释，只能归因于隔代遗传。
　　这让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所从来”——追寻我们的根在哪里的力量。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有了孩子后，我更理解血脉传承是人类社会延续的重要纽带。年轻时对血脉不感兴趣，年龄越大就越想知道自己的根。


　　在《胡先骕全集》收录的大量历史照片中，有两张由胡适亲笔题跋的合影——“两个反对的朋友”“皆兄弟也”。
　　这两张照片始见于《胡适及其友人》（1999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书，图说均未标明胡先骕，编者为著名历史学家耿云志，2011年由中华书局再版时方得以修订。
　　耿云志在新版后记中勘误，纠正了旧版“两个反对的朋友”图说中，误将胡先骕认作陈独秀的错误，还向指出此谬的庐山植物园研究员胡宗刚致谢，尽显史学大家虚怀若谷、治学严谨的风范。饶是如此，小谬亦难返，此一错认至今仍时有流传。
　　文史研究者徐自豪应胡晓江之邀，与好友南开大学李东元、上海图书馆祝淳翔联手，破解此谜。
　　刘荒：这张“皆兄弟也”的合影，最早被收录于《胡适及其友人》，图说仅模糊地称其为胡适与“几个朋友”的合影。12年后再版时，只补注了一句：“右二为胡先骕。”其余三位“兄弟”究竟姓甚名谁，竟一时无从考证。您如何破解这桩学术界的“无名悬案”？
　　胡晓江：在徐自豪加入之前，我曾请教胡适研究专家、民国史学者，甚至台湾的影像研究者，结果一无所获。胡适一生交友极广，三教九流皆喜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要在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交游中，辨认出70年前的陌生面孔，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考证的起点，始于题记中“卅七年三月卅日”，即1948年3月30日。简体字再版书《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中，图说提及的时间、地点、人物及“行宪国大”召开背景均获证实。
　　接着，我们很快锁定了突破口：合影中“左一”与“右一”胸前佩戴的“国大代表”徽章。但希望却被巨大的困难所淹没——与会代表近一千七百人，没有姓名和其他影像资料，仅凭这两个合影头像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伙伴们并不气馁，继续多线并进，交叉验证。1948年3月，正值“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选举首届院士，胡适与胡先骕均顺利当选。通过全部81名首届院士的标准像比对，我们用“排除法”确定，另外三位“兄弟”不在其中。
　　当一位狄姓人物被否，考证再陷僵局时，民国文史专家林建刚提出“左二”可能是外交家胡世泽，以及“五人皆姓胡”的大胆假设——胡适题写“皆兄弟也”，并非泛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意在“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同宗之谊。
　　我找到一张胡世泽摄于1956年的照片，比对后感觉眉眼神情不同。但“五人皆姓胡”这个新奇而大胆的假设，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
　　此后半年，再无任何进展，直到李东元提出会不会与“学衡派”人物有关。这便要说到另一张合影——“两个反对的朋友”的故事。
　　胡先骕与胡适的交往，始于1914年两人留美期间。他一度引胡适为“仰慕殊久”的“宗兄”。五年后，两人因“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分歧走向激烈的公开论战。
　　胡先骕认为“陈胡之言过于偏激”，以至于为了发表一篇四处投稿无果的批评长文《评〈尝试集〉》，与刘伯明、梅光迪、吴宓等东南大学同事创办了《学衡》杂志。
　　不过，君子和而不同，观点不合并未影响双方友谊。1925年，二胡于上海会面，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胡适在照片上幽默题跋：“两个反对的朋友。”
　　联想到南京是“学衡派”大本营，李东元灵感的火花瞬间被点燃：既然时称“南胡北胡”的双方论战主将都在，合影人物是否与“学衡派”或南京高校圈有关？
　　由此，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名字率先进入视野——他正是“学衡派”大将柳诒徵的高足。
　　网上找到的胡焕庸照片，多为其晚年所摄，不易比对。几经周转，终于查到一张他中年时期的照片，体型、发型、五官轮廓等特征，与合影中的“左一”高度吻合。《民国人物大辞典》中亦有其“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的记录，使拼图完美嵌入。
　　胡焕庸的身份一经确定，剩余两位“兄弟”也姓胡的可能性，骤然大增。
　　刘荒：这个故事简直太烧脑了！我们先穿插一个问题再继续。合影中的主要人物胡适和胡先骕早已明确，在寻找其他人的线索几近中断时，您是否想到过放弃，还是说服团队继续寻找？如果佚名者的身份最终仍无法确认，还会将这张“抱残守缺”的照片收录书中么？
　　胡晓江：五人合影中只认出两位，我们肯定不服气。我们认照片遇到困难时，嘴上也会说，“算了算了，不找了”，可心里一直都吊着，不到《胡先骕全集》正式开印的那一刻，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徐自豪、李东元等一起认照片的朋友，根本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加油，大家本来都是“偏执狂”，才会凑到一起，最终能揭开这个谜底，也是因为他俩比我更固执。
　　这套全集里确实也有一些合影，最终没能标注全部人名，那些人只能以“不详”面世。但我可以说，任何一张照片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一种纯粹的工作状态，不是因为外界的激励或压力，只是为了解开谜团。我以为，这才是学者应有的状态。


　　这是一场始于历史、终于自身的求证之旅。历时两年，在百万字史料与无数影像中，“皆兄弟也”的谜底悉数揭晓。那些被历史尘封的往事终于重见天日，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将会被重新抽象化，可以照见更深层思考的自己。
　　刘荒：胡焕庸的发现虽缘起于“学衡派”，并再次确定合影中“右一”的“国大代表”身份，但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只能“两条腿”走路，按图索骥继续深挖下去。　　
　　胡晓江：如果找到当年“国大代表”名录，再逐一核对胡姓代表的照片，是最直接的途径。徐自豪淘到几本《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名录》，却发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版物，个别代表甚至出生于四十年代，时间逻辑不成立。
　　后来我们才明白，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为维持所谓的法理正统，这届“国大代表”任期延续了40多年，一直没有改选，只能靠“增额代表”续命，被人戏称为“万年国大”。
　　徐自豪又辗转通过曾祥金博士，向其导师、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请教。这位专研民国文史与“学衡派”的学界泰斗，同样认为“左二”是外交家胡世泽。这一论断与林建刚的判断不谋而合，像一道闪电划破迷雾，让我们如释重负。
　　徐自豪随即查找胡世泽的影像资料。一经比对，豁然开朗：五官轮廓、独特发型、高颧骨与深眼袋等特征，都与合影中的“左二”高度一致。喜悦之余，我不免有点后怕——这位著名外交家，最初曾被自己否定了。
　　至此，“五人皆姓胡”的大胆假设，仅剩最后一块拼图。
　　这时，又有人提出疑似胡钟吾——他与胡适是安徽绩溪同乡，同为“国大代表”。尽管比对照片年代跨度较大，结果并不相符，但我们吸取辨识胡世泽的教训，慎之又慎：先请人用AI技术比对，又设法联系胡钟吾的外甥求证，经过双重否定才予以排除。
　　2020年5月1日，学者胡文辉为纪念演员刘江（电影中“胡汉三”的扮演者）去世，重发旧文《说胡》。文末补录了赖琏（即赖景瑚）回忆胡适的内容：“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陈果夫先生宴请几位大学校长和在联合国任职的胡世泽先生……我当时发现在座的宾主十二人中有五个人姓胡。适之先生很诙谐地说：‘这难道又是五胡乱华吗？’”
　　抗战时期，赖琏曾任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李东元顺着大学校长的线索，追溯到当年《各大学校长讨汪通电》，电报末尾赫然有赖琏及两位胡姓校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因蓄有标志性的大胡子被迅速排除，希望随之转向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
　　胡定安虽系“国大代表”，公开资料极少。几经波折，我们终于在2015年《南京医科大学学报》上，找到一幅胡定安的肖像照片。画面上，清癯的面容、儒雅的气质与神韵，与合影中“右一”别无二致，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刘荒：从“南胡北胡”的直觉联想，到“五胡乱华”的谐音趣谈，历史考证的突破，往往就在这“临门一脚”。
　　为何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会逐渐沦为“历史隐形人”？我们又如何避免这些名字被再次遗忘？胡先骕的“朋友圈”果真都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胡晓江：这些看似“灵光乍现”的直觉跳跃，其实是长年浸淫历史资料的结果。任何研究都需想象力，历史学也需要跨界想象，每一次突破都源于想象与细节的碰撞。
　　我们并非历史学专业人士，只是在无数次凝视这些照片之后，与其中的人物建立了情感链接，只想找到他们而已。以资料最难搜集的胡世泽、胡定安为例，一旦打开这些“历史隐形人”的人生画卷，便会发现他们不同凡响的成就——
　　胡世泽（1894—1972），浙江吴兴人，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首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其父胡惟德为晚清、民国著名外交家。出身外交世家的胡世泽，精通五种联合国语言。1945年，他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曾主导推动巴以分治方案（181号决议）通过。
　　胡定安（1898—1965），浙江吴兴人，医学教育家和公共卫生行政奠基人。他毕业于浙江省医药专科学校，获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南京卫生局局长，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并任首任院长。1948年胡定安赴美，晚年与陈立夫合办养鸡场，终老美国。
　　这些曾经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气质和时代追求，如今人们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后代都认不出父母年轻时的模样。
 　特别幸运的是，胡先骕曾被抄走的个人相册，最终得以归还。这里面保存着他青年时期，尤其留美时的珍贵合影。这些合影通常至少有20个人，按理说每家都应留有一份，但我从未见过其他同样的照片，估计都早已佚失。
　　起初，我是出于历史兴趣研究这些人，后来意识到他们还有后代，有的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原来寄希望那些儿女能帮我辨认他们的父母，后来发现，他们很多人从未见过父母年轻时的模样——他们的家庭，也同样被抹去了历史的痕迹。于是，逐渐变成我先确认他们父母的身份，再找子女把照片送给他们。
　　比如，我从1913年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合影中，认出了中国数学奠基人之一姜立夫，并把那张合影送给他的儿子姜伯驹院士。如果我不指出来，他完全认不出哪位是自己的父亲。
　　许多人收到照片时已是耄耋老人，这种家族记忆的断层令人动容，也让人心痛。
　　没有人能保证，谁的名字不被再次湮没。历史的淘汰和遗忘本属自然——如同一本畅销书或一位大明星，数十年后终将被时间慢慢淘汰。这是自然的过程。
　　我真正想抗拒的，并非这种自然消逝，而是有意识的断裂。无论你是谁的后代，血脉中都延续着前人的生命，这种感悟我过去从未有过。如果每个家庭都能珍藏自己真实的历史，就会形成抵抗遗忘的共同力量。虽然成效未必可见，但我不能不做。
　　祖父的“朋友圈”不仅有社会各界名流，也有许多普通人。他外出考察、采集植物时，常与本地居民、庙宇看守、村夫山民交流，了解当地情况。这些人中有地方士绅、乡贤，也有朴实的农民。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他获得丰富的一手民情、风俗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素材。


　　抗日战争时期，胡先骕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勿惊世变违前史，终见天心覆大寰。”这不仅是胡先骕的历史观，更是他一生风骨的精神锚点。
　　因此，他在剧变中的坚守与沉默，并非不合时宜的匹夫之勇，而是源于对终极价值与历史规律的深刻洞见和笃定。
　　刘荒：有一段时期，胡先骕宁可以扭曲的“自我批判”应对审查，却对昔日论敌胡适缄默不语，拒绝任何攻讦。这是否暗含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契约？
　　当一个人以沉默守护“反对之谊”时，这种看似消极的姿态，是否才是其一生最为纯粹也最为悲壮的坚守？
　　胡晓江：我特别喜欢“精神契约”这个隐喻。照片上的五个胡姓“兄弟”专业不同、职业不同、观点也不同，但他们都是翩翩君子。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是他们之间的精神契约。
　　胡先骕拒绝在压力下批判胡适，用他的话说，“20多年前，我就把反对他的意见，正大光明地说完了”。胡定安后来去美国开养鸡场，一身鸡粪但风度不减。
　　胡先骕的风骨，源于那种“精神契约”。他一生刚直不阿，视家人“在外少言”的叮嘱为“俗人”之见，坚信“我能看出问题而不说么”？
　　在他的几份检讨书中，胡先骕的“自我批判”为他的品格作了注。他将“保护学生”扭曲为“宗派主义”，将“知识广博”描绘成“引入歧途”，将“不阿于权贵”自陈为“自高自大”。在这种强烈的语义张力下，其作为顶尖知识分子的自信与清高，反而在字里行间愈发彰显，用“叙事抵抗”完成了一次不屈的自我证明。
　　昔日，他与胡适在学术上激烈论战，是思想上的对手；在批判会上却保持沉默，书面材料中也绝不构陷。这份无声的抗议，超越了个人恩怨与学术分歧，是他对“反对之谊”的最高守护，也是其纯粹人格的最终印证。
　　刘荒：当您带着《胡先骕全集》样书在祖父墓前合影时，他的子女已全部离世；而水杉从濒临灭绝到“植遍全球”，恰如胡先骕的名字从沉寂到重生。
　　您是否觉得祖父的“不朽”早已超越血缘？若时光倒流至1948年那个春日，您最想对合影里的胡氏前辈说什么？
　　胡晓江：2023年5月，《胡先骕全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历时十载，共十九卷，1340万字。胡先骕涉猎之广，著述之丰，令人叹为观止。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最专业的植物学家，还是最渊博的文史学者，在这里都一定会遇到自己的知识盲区。
　　因为有幸参与编纂这部全集，否则我无法真正触摸祖父和他的“朋友圈”。促使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血缘情感。
　　我也知道，许多后辈也都在默默做着类似的事情。比如，卢作孚孙女卢晓蓉、吴宓女儿吴学昭、梅光迪族孙梅杰、胡焕庸之孙胡复孙、李仪祉之孙李晑等人。最近商务印书馆的新版《蔡元培全集》，也由蔡元培孙女蔡磊砢担纲。大家都怀有相似的心情，这不仅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记忆，更是在为那一整代人续写生命，传承精神。
　　胡先骕始终坚信自己会“不朽”。这份自信，源自于他所研究的领域——植物、化石，乃至生命系统的演化——时间维度动辄以万年、千万年计。他将自己的生命与这些亘古长存的事物相连，“不朽”对于他而言，并非虚妄，而是自然而然的归宿。
　　第二个问题把我难住了。胡适和胡先骕都没跟我共享过时空，很难想象会跟他们直接对话。胡先骕纯粹而热烈，胡适温和而坚定。虽然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经顶着众声喧哗，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张“皆兄弟也”合影拍摄八个月之后，他们永远别过。不管身处何境，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色。我不知对他们说什么，但希望春日永恒，四海之内皆兄弟。


　　正如水杉从濒临灭绝到遍植全球，历史的种子一旦落地生根，终究会长成参天大树。
　　从一张泛黄的合影开始，胡晓江不仅找回了自己的根脉，也重新点亮了一个时代的群像。那些曾被历史遗忘的名字，那些被命运割裂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学人以虔诚之心拾起、续写。
　　所有人都被时间裹挟前行，再深刻的记忆都会淡去。但只要有人愿意为真实与温度驻足回望，历史的底色便不会褪去。正如那句“皆兄弟也”，世界辽阔，知行无疆。每一滴努力和温情，都是照亮未来的不灭星火。
　　这场对话不仅是孙辈对祖辈的致敬，更是对当下的追问——我们是否该重拾那份“看出问题而必言”的纯粹？当水杉以年轮书写不朽，每个家族的记忆，是否也该被铭刻在历史的年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