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讲授
陆有富整理 于家慧审校

　　我们要从两方面认识苏东坡，他有潇洒放旷超逸的一面，也有严肃认真的一面。这样你才会对于他的潇洒、放旷、超逸有更深刻的领会，知道他怎样从艰苦之中还能超逸出来，他面对大是非、大善恶的时候，有认真的操守。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得益于母亲教诲的文学家，我们讲两个，欧阳修和苏东坡。欧阳修4岁丧父，完全依赖母亲的教诲，而且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一瓦之覆”，没有一间瓦房去居住，没有一亩田地去维生，没有一点钱去买纸笔。欧阳修的母亲最有名的故事是“画荻教子”，拿烧火残余的灰，用一根芦荻的荻秆写字，教欧阳修念书。你们看古人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读书读出来的。苏东坡也得益于母教，因为他的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把家庭儿女都交给妻子了。有记载说苏洵年轻的时候很豪放，不是一个可以闭门读书的人。苏洵是25岁以后开始读书的，27岁时有很大的成就。
　　苏东坡小时候和他的母亲读《范滂传》。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发生了“党锢之祸”。有一年冀州闹饥荒，范滂受命为清诏使，到冀州赈灾。范滂年轻的时候读书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他得到这个职位后，真是如鱼得水，心想自己终于可以报效朝廷，为人民做一些事情了。历史记载说：“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范滂坐上车，拿起马的缰绳，以为这一去，就可以“澄清天下”了。可是他在朝廷里面论事，与掌权派不和，后来掌权派下令捉拿他。当命令下来的时候，范滂对母亲说，既然是来捉拿我，那我要敢作敢当，不能苟且屈服，我一定要到县官那里去认罪、自首，但我所不放心的就是母亲年老了。范滂的母亲很明白事理，她说：一个人如何能够既有令名，又求寿考？意思是，有的时候你坚持一种美德，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中国读书人另一个好的传统。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文天祥死的时候，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范滂的母亲说，你去自首，我是绝不会不同意的。所以范滂就去自首，被杀死了。读到《范滂传》的时候，苏东坡也就七八岁，当然很受感动。苏东坡就问他母亲：如果儿将来做一个范滂一样的人，那么母亲会像范滂的母亲那样做吗？苏母回答：你能做范滂一样的人，我如何不能像范滂的母亲那样做呢？
　　《范滂传》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是他有“澄清天下”之志，另一方面就是范滂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坚持心中的一份正义。这也是苏东坡的另外一面，很多人看苏东坡，只看到了他超逸的一面，把这点给抹杀了，这是不对的，苏东坡是有两面的。
　　苏东坡第一次读《庄子》的时候就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他说我老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从前我对人生就有一种体悟和了解，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现在庄子替我说出来了。《庄子》有很多哲学思想，我们举它重要的，比如第一篇《逍遥游》，所讲的是一种超然于外表的事物之外，能够与自然的大道合一，能够不被眼前的外物所干扰的一种精神境界。中国古代的子书都很善于用寓言故事来做比喻。庄子在《逍遥游》里讲精神的境界，也充分利用了这种手法。在遥远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肌肤若冰雪，行动很美妙，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她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洁白？为什么能保持不受伤害？她遇见与天边一样高的洪水也没有被淹死；遇见大旱，太阳把石头、铁都晒化了，她也没有受伤。水没有伤她，火也没有伤她，在这种灾难之中，她的精神在患难艰苦之中有一种自然、自如、自得的境界。庄子还有一篇文章也很有名，叫做《养生主》，是说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的刀用了17年，刀刃还像新的一样。为什么呢？庄子说，因为别人都是用刀直接去砍牛的骨头，骨头没有断，刀刃先卷折了。而庖丁是在骨头的缝隙之中，把牛分解了，他能够找到最适合下刀的地方，而不是拿刀刃去硬砍，所以刀刃没有受伤。庄子所讲的都是很形象的故事，是人在精神上的修养境界。苏东坡小时候看到《范滂传》受到感动，看到《庄子》同样受到感动。你一定要知道这两种不同的性格是在他小时候一起形成的。


　　现在我们把一个人基本的性格认识了，接下来就要讲他的性格在人生遭遇中是怎样反映的。
　　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他父亲苏洵不求仕进，一辈子没有考过科举。欧阳修很欣赏苏洵的文章，曾经推荐他在朝廷做官。苏洵25岁以后折节读书，古文写得非常好。苏洵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信，推荐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兄弟俩在父亲的教诲下，古文也很好。苏洵在信中写道：我是不求仕宦的，可是我的两个儿子，不是我自夸，真的是人才，我不能让儿子埋没在四川。所以苏洵就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当时北宋的首都汴京，这个时候的皇帝是宋仁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做考官，正赶上苏轼和苏辙科举考试，他俩同时考中了进士，而欧阳修又很欣赏苏洵的古文，在朝廷里赞美他，所以一时之间，四川的三苏名满天下。
　　这个时候还有许多小故事。苏轼考进士的时候，主考官欧阳修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叫做《刑赏忠厚之至论》。刑是“惩罚”，赏是“奖励”，无论是惩罚还是奖赏，都要非常用心、忠厚才可以。苏东坡在论文里写了两句话：“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尧的时候有人犯法，皋陶坚持按照法律处死，而尧说我们应该尽量给他改过的机会，应该赦免他。尧是仁恕的，而皋陶是执法公平的。执法应该严格公正，但是有可以被原谅的地方，应该尽量去保全。苏东坡写，这不就是“刑赏忠厚之至”吗？刑法是要求公平、公正的，但是你要尽量设身处地替这个犯人设想，谅解他，即使刑罚也要求忠厚。
　　欧阳修本想把苏东坡录为第一名，可他误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欧阳修想到如果自己的学生考到第一名，不是有点徇私吗？所以苏东坡就成了第二名。后来，苏东坡来见欧阳修，欧阳修问他，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是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苏东坡说，想当然尔，没有出处。这就是苏东坡的另外一面。
　　我的老师顾随之所以不喜欢苏东坡，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不够严肃，不够认真。苏东坡是有两面的，有潇洒飘逸的一面，也有严肃认真的一面。可是我仍然要说，苏东坡有时候会有那么一刹那的马虎，这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苏东坡最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所写的不是周瑜和曹操打仗的赤壁，是另外一个赤壁，所以他有时候有不大认真的作风。苏东坡考中了，主考官欧阳修那么欣赏他，如果是从此就在朝廷做官，一帆风顺，那么苏东坡的人生就要改写了。
　　苏东坡之所以有现在我们看到的风格，是因为他的遭遇。他本身的性格在患难之中的反应，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考中进士是22岁，但是就在考中进士的当年，他就遭遇母丧。中国古代的父母之丧，一定要回去奔丧，丧期是3年，所以他不能够留在朝廷做官，就回到四川去了。等他再回到朝廷来，那是3年以后了，那时他25岁，还很年轻，在凤翔府做了一个小小推官。后来仁宗死了，英宗继位，英宗很欣赏苏东坡，就把他叫到朝廷里来，想要重用他，让他在翰林院做皇帝的秘书。宰相韩琦对英宗说，苏轼诚然是一个人才，我们是应该重用他的，可是他考中进士不久，一点成就都没有，如果重用这样一个年轻人，恐怕天下不服，而且对他也不是一件好事，过几年以后我们再提拔他。虽然这个时候苏东坡没有去翰林院工作，但也做了翰林院学士。
　　苏东坡回到朝廷不久，又遭遇父丧，所以又回到故乡去了。等到他奔丧回来已经34岁了，英宗去世，神宗在位，正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苏东坡在朝廷上论事，与王安石不和。王安石有政治抱负，只是他的政治理想不大切合实际。北宋从仁宗时代以后需要变法是每个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到的，欧阳修和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有一个小型的变法。现在王安石又提倡变法，而苏东坡是反对新法的，所以有很多人骂苏东坡，说王安石是法家，是革新派，是进步的，苏东坡是保守的、落伍的。这也不是完全公平的，因为看事情要从整体来看，不能只看一点。苏东坡刚考中进士的时候，曾经写过许多策论，是对治国安邦的计划和理想。他主张改革，在王安石没有上台之前，就有了许多变法思想。
　　为什么后来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呢？苏东坡从四川眉山回到首都的时候，他经过了很多地方，亲眼看到了新法扰民。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我们讲苏东坡，没有办法不讲他的哲学思想，因为他的诗词文章里都表现了这一套人生观，我们要了解他的人生观，才能真正懂得他的文学作品。每个人都想求福，每个人都想避祸，所以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交战”，就是“美恶之辨战乎中”（苏轼《超然台记》）。你就要选择，“去取之择”，“去”是离开，“取”是要，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是你要的，哪个是你不要的，在内心之中有很多选择和争战，所以“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的快乐是很少的，而忧患和思虑的交战是很多的，“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他说这样的结果就是“求祸而辞福”，本来是“求福远祸”，可是你每天都在烦恼之中，所以你就是求福而得祸。他说这是“物有以盖之也”，这句话说得很简单，但是很重要，他说这是你被外物的得失所笼罩，所以如果把每个外物都看得很重要，外物“挟其高大以临我”，变得很高大把你压倒了，所以你常常处在一种忧虑的烦恼之中，而永远没有快乐。你要超然于这种得失以外，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最好的东西，不用总是在那里计较。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无论是任何东西、任何环境，你只要能把它用得好，你都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所以苏东坡说，你要超然于外物的物质得失，有这样的眼光。这是他在密州所写的《超然台记》。他从杭州到密州，然后到徐州。他在徐州登上了燕子楼，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词，词牌叫做《永遇乐》。徐州以后，他又被调到湖州。


　　柳永也常常写到羁旅，他是羁旅游宦，不是自己心甘情愿去旅行、去游历的，他是做官的，今天把你调到这里，还没有安居下来喘一口气呢，又把你调到那里去了。为了口食俸禄而奔波来往在道路之上，这是后来陶渊明为什么就决定辞官的一个缘故。苏东坡调到湖州以后，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给他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其中有这样两句，他说他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两句话当然也是实情，可是他有一点发牢骚的意味。他说我这人太笨，太傻，不会跟风，不会拍马，不识时务，不懂得追随当时的风气，“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他说“老不生事”，人年岁大了，就不会再找是非了，“或能牧养小民”，或者可以管理、安抚当地的老百姓。
　　新党的人一看这个，说他这是在文字里讽刺朝廷，于是就下令，从他的文字里找“黑资料”，就找到他两首咏“桧”的诗，“桧”就是松柏之类的一种植物，长得很高很直。他写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里有这样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说桧树在地面上是这样挺拔，想象桧树的根也是正直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九泉就是最深的黄土，黄泉之下都没有弯曲，都是正直的。可是桧树在地下的根，“世间唯有蛰龙知”，在地下埋藏的这种正直的用心，只有藏在地下的龙才知道。在中国古代，龙象征天子，天子是“飞龙在天”，地下还要有一条龙那怎么得了？所以就制造苏东坡的罪名，说“世间唯有蛰龙知”不仅是讽刺，苏东坡还有叛逆之心。这简直是要置人于死地！幸亏神宗不是一个坏皇帝，他说如果说人要是作诗里说到龙就是有叛逆之心，那么三国时期辅佐刘备的、对于君主最忠心的诸葛亮，别号叫做卧龙先生，反而是自己要做皇帝了。神宗说苏东坡：“彼自咏桧，干朕何事？”苏东坡就是咏桧树，与我有什么相干呢？当皇帝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苏东坡在哪儿呢？他们已经网罗了他的罪名，把他诗文里凡是能挑出毛病的东西都挑出来了，说他是讽刺，说他是叛逆。
　　苏东坡已经下狱了，而且几乎要以叛逆的罪名把他斩首杀头，这就是“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就是专门审问朝廷大臣的监狱。“乌台诗案”就是苏东坡因为诗文作品而被下在监狱里的事情。幸亏神宗是一个好皇帝，没有把苏东坡杀死，而是从监狱里放出来再贬出去，贬到黄州去做团练副使。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可是他不能签署公文，没有处理真正事务的正式权力。苏东坡在黄州生活很困苦，全家都在那里住，粮食不够吃，所以有一个朋友替他请得了一些没有人耕种的荒芜的土地，于是苏东坡就在黄州开垦种粮。这片土地在山坡上，他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东坡”，他在这里种植、生活，所以他的别号叫做“东坡居士”，他最潇洒的名字是在最困苦的环境之中题写出来的。不但如此，他在黄州九死一生，经过忧苦患难，他留下来的是今天读起来觉得真是潇洒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他在这样忧愁患难艰苦的生活中写下来的。不只是写下这样好的文章，他最有名的一首词《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是在黄州写的。他九死一生，从监狱里放出来，到东坡去开垦的时候，写下这么多好的文章。中国古代读书人真的是有一份修养，现在有很多人遇到小小的挫折就跌倒了。可是中国古代的一些读书人，像苏东坡，他最好的诗文就是在最大的患难中写下来的。在忧愁患难之中，一个人不是完全被毁灭的，也可以成全，苏东坡有很多哲理的了悟和文学的成就，都是在患难之中完成的。


　　他在黄州差不多住了5年，就调官到汝州。这时王安石下台了，罢相之后住在金陵。苏东坡曾经因为新党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可是他离开黄州到汝州的路上经过金陵时，还是去拜望了王安石，而且写了一首诗，诗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从公已觉十年迟”。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的理想是好的，我应该跟随你，可是已经晚了。虽然王安石的新法是失败的，可是他的理想是好的，苏东坡虽然反对他，可是苏东坡的理想也是好的，两个人都有中国读书人共同的那一份理想。所以王安石发现了新法的缺点，而苏东坡也发现新法有新法的好处，凡事都有利也有弊，这个时候两个人真的觉得是相知，所以苏东坡说“从公已觉十年迟”。不久，变法的神宗皇帝死了，哲宗继位。哲宗那个时候只有十岁，所以是太皇太后高皇后垂帘听政。高皇后一上台，就把当时反对新党的那些旧党人都召回来了，第一个召回来的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是反对新党反对得最厉害的人。苏东坡当年也算是旧党，所以也被召回了翰林院。有一天，太皇太后带着小皇帝哲宗，把苏东坡召到皇宫之中，说：“你曾经九死一生，被贬到黄州那么遥远的地方，今天把你叫回来，给你这么高的地位，你知道因为什么吗？”苏东坡说：“这是太后与皇帝的恩典了。”太后说：“不是。”苏东坡说：“那一定是大臣的推荐了。”太后说：“也不是。”苏东坡吓了一跳，说：“小臣虽然无状，不敢用其他的方法进身。”太后说：“是先帝的恩典。先帝曾多次对我说，苏轼是个有才干的人，可惜没有重用他。所以我们推想先帝的意思把你召回来了。”当时的那些皇帝，从仁宗、英宗一直到神宗，事实上都是欣赏苏东坡的。
　　苏东坡这个人，当王安石已经罢相，旧党就要上台的时候，他才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别的人要等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来捧他，来跟随他，可他是等王安石下台说了这样的话。而旧党的司马光上任了，苏东坡回到朝廷以后，人家以为他当年反对新法，当然是主张旧法了。可是苏东坡跟这些人不同，这些人在党争之间，不管政治上的得失利害、是非对错，凡是跟他们一样的就是对，凡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错。明末清初有一个学者叫王夫之，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宋论》，议论宋朝的政治。他说宋朝在庆历时候的党争，本来是“以正为争”，是说道理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后来就流于“以争为正”，再后来就变成“争就是正”。从前是争论正邪是非，可后来就是“为争而争”，没有什么正邪对错之分了。所以旧党的人一上台，这些人就拼命打击新党，认为新党所有都是坏的，不管新党当年所推行的政治有没有好的，完全把新党的一切都推翻了，而且把新党人全都打击了。这时候你就看到苏东坡这个人他有潇洒的一面，他写了《超然台记》，有超然洒脱的胸襟，才能够不被利害、得失所局限，能够真正按照他的理想坚定他自己的脚步。所以当时苏东坡回到朝廷就与司马光论争不和，新党偏激，他认为新党不对；旧党偏激，那旧党当然也不对。第二年，司马光就死去了。司马光这个人还是有修养、有理想的，他死后，剩下的旧党人没有司马光的修养，苏东坡跟他们没有办法合得来，所以苏东坡就第二次出去了。


　　苏东坡两次到杭州，新党的时候，他出官到杭州，旧党的时候他又出官到杭州。而且他也没有老留在杭州，他从杭州去了很多地方。这时旧党还在台上，你要知道，他算是旧党回来的，可是他跟旧党论争不和，所以一直做官在外面。后来太后死了，哲宗就亲政，又起用了新党，把旧党的人都打下去了。新党的人一上来就报复了。本来他们就为小的事情争执，可是旧党上台把新党都打下去，新党的人当然就有很多积怨，报复越来越厉害。太皇太后执政的时候，年号叫做“元祐”，所以宋朝的历史上有“元祐党人”这样一个名称。新党把凡是在元祐年间回朝的人都叫做“元祐党人”，“元祐党人”统统被打击了。苏东坡就处在夹缝之中，其实他跟旧党也论争不和，他本来在旧党的时候就是一直外放在外面，可是新党一上台认为苏东坡毕竟是旧党时候回来过，而且当年也反对过新法，是元祐党人，所以再给了他一个打击，贬到更远的惠州去了。这个时候苏东坡已经59岁了，因为路途上很危险，而且很荒远，只有幼子苏过跟他到惠州。他的大儿子觉得不应该让父亲一个人在外边，就把苏东坡的家眷送到了惠州。
　　苏东坡的家眷刚到惠州，朝廷一个命令下来，说把他再贬到琼州去做别驾，那是很卑微的地方官，而且不但贬到琼州去做别驾，说要把他“安置”在儋耳，“安置”就是把贬官的人放在那里，“儋耳”是海南岛。他到那里去的时候，据说连一个房子都没有，就用土坯和茅草自己盖房子；没有粮食吃，他们就自己种竹芋，竹芋就是洋芋之类的，最容易生长。他在惠州那么久，刚把家眷送来，他又被贬到琼州，安置在海南岛，家眷不能够跟着他到这样的地方去，就留在了惠州。他留在海南一直到65岁，朝廷又下了诏，说可以把他调回来了。你要知道苏东坡老年了，眼睛也花了，身体非常衰老了。他在海南岛写的诗，说“浮空眼缬散云霞”，他说我老眼昏花，“缬”就是花的意思，说看起来茫茫一片，像是云霞；我眼睛虽然是看不清楚了，可是“无数心花发桃李”，可是我内心有无数的花开放了，像桃李一样美。
　　苏东坡从海南岛渡海，回到大陆的时候，写过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是他很有名的一首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参横斗转欲三更”，“参”是天上一颗星星的名字；“斗”是天上的北斗星。他说参星已经横斜了，已经向下沉落了，北斗的方向已经转变了。三更是“半夜三更”，就是深夜，“参横斗转欲三更”，已经这么深的深夜。“苦雨终风也解晴”，苦雨终风，是下了很久的雨刮了很大的风。他说当时渡海遇到了大的风雨，你知道海上是波涛汹涌，很可怕的，可是经过这样大的风浪，现在天晴了，雨止了，风也停了，“苦雨终风也解晴”。人间，无论是多么大的风雨，总有一天会晴的。
　　“云散月明谁点缀”，雨停了，天上的浮云都散开，光明的月亮就再次出现了。有云彩的时候，月亮仍然是光明的，只是被云彩遮蔽了，你没有看见而已，月亮终古都是光明的。需要什么人来点缀呢？他说不需要，“天容海色本澄清”，天的本来面目、海的本来面目是澄清的，那“苦雨终风”都是一时的干扰，月的光明、天海的澄清永远不变，所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鲁叟”，鲁国的那个老头子孔子，在《论语》上说过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周游各国，希望实行他的理想，他说我的理想如果不能够实行，我就做一个木筏漂流到海上。苏东坡已经经过“道不行”，被贬到海南“乘桴浮于海”了，所以他说“空余鲁叟乘桴意”，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老早就懂了。“粗识轩辕奏乐声”，“粗识”，大概认识，我懂得轩辕黄帝奏乐的声音。轩辕黄帝奏乐还有一个典故，《庄子》有一篇《天运》，讲自然之道的运行，里边说轩辕黄帝有一次在洞庭湖附近的山野之中演奏音乐，“奏之以人，征之以天”。演奏者是人，可是我内心所体会的，是上天的自然的道理，所以我奏的这个声音，是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我苏东坡如果有一天回到朝廷中来，我一样的忠诚，一样的正直，一样要坚持我自己的理想，无论什么样的打击，我还是我，所以“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我几乎死在南荒，九死一生在海南岛，我没有遗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一次我当做旅游，看到了这么奇妙的海上景色，是我平生最美丽的风景。苏东坡从海南召回来的第二年，已经60多岁了，苏东坡本来想终老的时候去常州居住。他回来以后，在路上碰到朋友，喝酒、吃鱼、畅聊谈话，然后就生病了，生病后他还是坐着船到常州，后来他病得很厉害，不久就死去了。这是苏东坡的一生。
　　很多人只看到苏东坡潇洒的一面，没有看到苏东坡在艰难痛苦中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不转变的那一面。在挫折打击之中，像有些人不分黑白，无关痛痒，不管对错，认为这个是“超然”，是错误的。那种人是莽汉，是马虎的，而苏东坡不是。能够把坚持和潇洒调和起来，是一种修养，这是苏东坡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