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赵东辉 刘翔霄）初春的暖阳，如同轻纱般洒落在晋南的黄土地上。远远望去，襄汾县陶寺乡一片层层叠叠的农田里，一座规模空前的城郭遗址若隐若现。
　　这里是陶寺遗址。它与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并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处都邑性遗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陶寺遗址为延伸中华文明史提供了重要实证。
　　它的存在表明，早在4300年前，华夏大地上已孕育出繁盛而且较为成熟的早期文明形态。从气势恢宏的土木工程技术到观天授时的“国家工程”，从神秘未解的朱书文字到井然有序的礼制体系，陶寺犹如一处尘封的时光印记，映照着中华文明起源的时空版图。


　　天光朦胧，在观象台的一根根夯土柱间投下暗影重重。当清晨第一缕阳光越过远处的崇山，几位早已等候多时的陶寺先民站在特定的观测点，观察日出、记录位置、加以标记，迎接一个时节的到来。
　　在陶寺遗址博物馆，现代科技模仿复原出陶寺先民观天测象的一幕。
　　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古观象台”被发掘时，只剩下13块呈半圆形排列的夯土基址遗迹。它们“墙不像墙，路不是路”，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时任考古领队何努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求证、模拟观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专家和中国科学院天文学家初步证实，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特定的观测点和三层夯土台基三部分组成，总面积1740平方米。
　　“通过夯土柱间12道缝隙观测日出方位、捕捉星辰轨迹，陶寺先民可精准划分20个节令，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何努说，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表明当时的陶寺君王已经能够制定历法、安排农耕、颁行天下。
　　晋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尧都平阳、禹都安邑和叔虞封唐等古史传说的发生地。已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尧都平阳”。而古观象台的发现，也使《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得到了印证。
　　出于狩猎、采摘和农作的生存需要，远古人类很重视对太阳的观测。天文观测设施在古代建筑和城市遗存中比较普遍，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神庙、故宫的太和殿等都有类似设计。“陶寺古观象台并非随意建造，而是建立在精心的选址和朝向测量基础之上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黎耕说，这正是陶寺先民“逐日而居”的写照。
　　人们在原址处复建了这个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经常有天南海北的天文爱好者寻访至此，搭起帐篷、观察拍摄，沉浸式体验先民们追光逐影的创举，感受经天纬地的文明初象。
　　如果说，陶寺遗址观象台说明先民们在那时已经有了“大时间”的概念。那么，陶寺中期王墓中“沙漏”的出土，则说明先民们也已经有了“小时间”的概念。
　　考古人员进行复原实验后发现，形似沙漏的陶寺文物与我们今天的一天24小时计时相差很小。这一发现补全了陶寺的计时体系，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时的完整计时系统。
　　在陶寺，还初步形成了流传后世的度量空间、长度的标准。
　　陶寺大墓中出土了黑、绿、红三色相间的“圭尺”，出土时已有残损，考古专家和天文学者推测其全长应在1.7至1.8米之间。在夏至、春分和秋分，日影长度会显示在圭尺上不同的颜色条带。对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当时的陶寺先民已经有了“地中”观念，认为自己所在就是天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之“中”始自陶寺，这正是“何以中国”的关键实证。
　　“精准管理时空并服务于王权与社会，是陶寺作为早期国家科技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何努说，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地中观念”，亦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
　　考古还发现，陶寺社会已使用“肘尺”的测量方法，三肘的长度加起来约等于今天的0.75米。学者们推断，流传后世的“寸”可能与“肘尺”存有渊源关系。
　　如果盘古开天辟地只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在陶寺遗址，我们则看到了先民划时间、定长度、劈空间的具体操作。


　　谷雨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雾气在大地上升腾。腰间捆扎着秧苗的陶寺先民，熟练地播下一年的希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也许，我们的先民从那个时期就创造了口口相传的《诗经》，一直流传到现在。
　　作物的种植与节气密切相关。可以想见，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观象台，早期的农耕文明便在这里日渐孕育成长。
　　“观象台反映的是当时先进的‘科技文明’，是最早的‘天地人合一’，也是最早的‘问天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第五任考古领队高江涛说。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农业生产的“刚需”，依据观象而诞生的农时划分，可以很好地指导陶寺先民应时而作，开展集中种植。
　　陶寺出土的稻谷、仓储区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作物驯化”。人们能够从大自然中选择作物，并摸索出一套基本节令，据此对集中种植作物进行安排，也能够形成一定的粮食储备。而剩余粮食的产生，促进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为当时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个可以印证农耕文明的细节，从远古的晋南大地浮出：在陶寺，考古发现了截叶铁扫帚、苍耳、草木樨、黍、粟、稻、豆，以及桑树、桦树和柏树等多种植物集中起来的种子化石，说明当时陶寺一带作物多样、生态良好。这里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五谷丰登，有利于人类生存和人口繁衍。
　　这一细节也说明，4000多年前的晋南大地，也许能够看到“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美景。
　　在距陶寺遗址7公里以外的汾河中，考古还发现了陶寺时期的鳄鱼骨板以及竹鼠化石，两者都是今天常见于长江流域的动物种类。这些迹象表明，当时的陶寺曾有大片的水域和茂林，环境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
　　细致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陶寺早中晚三期均有气候波动，部分植被已经消失。今天在陶寺一带广泛种植的柳树、杨树等在当时并未出现，说明陶寺历史上出现了气候变化并渐趋干冷，直至今天成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经过绵延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破坏，陶寺遗址的地貌已经发生了改变，废弃的城墙、宫城等早已面目全非。要想从一片荒垣断壁和支离破碎的遗物遗迹中让历史“重现”，谈何容易。
　　古城墙和宫殿遗址的相继发现，让这一切有了眉目。
　　“寻找城墙的工作持续了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级技师冯九生回忆。在遗址北部，考古人员循着破碎的夯土遗迹，终于发现了古城墙的踪影。城墙由夯土夯砸而成，部分地段已遭毁坏，但连接起来能够围成一个“圈”，形成了一个圆角长方的形状。
　　古城墙的发现，使古城规模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这是一座巨无霸式的城池，被城墙合围的区域面积超过了280万平方米，兴建与使用的主体年代距今约4100年至4000年。考古人员根据夯土遗迹推算得出，城墙底宽最宽处约10米，高约8米，曾历经数次大规模扩建。
　　这座大城清晰呈现出“宫城—郭城”的分野，城址分为内、外两城，功能分区、等级秩序和空间格局分明有序：从1978年首次发掘至今，陶寺遗址陆续发掘出城墙、宫殿区、宫室类夯土建筑、大型墓地、统一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和平民区等，功能十分完备。
　　“一系列考古地点的发现，为今人勾勒出陶寺先民充满智慧和理想的营建，成为文明早期都城制度初创时的空间样本。”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说。
　　在这座大城内，又发现了一座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由宽度大于大城城墙的城墙围绕着，且有形制特殊、结构复杂、防御色彩浓厚、史前罕见的城门址。“陶寺宫城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明确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并使陶寺‘城郭之制’完备，成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重要源头。”高江涛说，宫城内有大量残留的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一处宫殿建筑仅柱网结构就有540平方米。
　　这些细节证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理念在陶寺时期已具雏形。
　　陶寺大城的发现，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4000多年前，能够修建这么大一座城池，意味着陶寺聚集着数量众多的人群，也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陶寺文化的实力可窥一斑。”高江涛说。
　　王巍则认为，这是首次在中原地区发现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考古学上把它称为王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生死之所的差异，也表明陶寺社会已然出现严格的等级分化。
　　陶寺君王居住在高大恢弘的宫殿，普通贵族住在20平方米到40平方米的双开间，平民住处则为半地穴式。早期和中期墓地都有大墓、中型墓和小墓，呈现出严格的阶级分化。大墓有序分布在墓葬区的特定区域，随葬品中不仅发现了传说中上古时期最高等级场合使用的礼制乐器组合土鼓、鼍鼓和石磬等，还有后世王者的象征——龙盘。与此对比鲜明的是，有的小墓简陋到仅能容下一人，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地位凸显的宫殿区、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标志身份的礼器群、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等，都表明陶寺文化已达到早期国家的标准。”高江涛说，它提供了一个以政治文明为中心的国家都城遗址范例。
　　陶寺遗址是迄今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大史前遗址之一，现存面积约4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博物馆展陈显示，遗址坐落于崇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地势较高，呈大缓坡平面。城址面向西南，整体上正合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所著《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之说，呈现大山怀抱、依山傍水的独特地貌。
　　已故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对于陶寺的历史定位是这样表述的：“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中国’。”


　　4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图景发生着巨变。
　　盛极一时的长江中下游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等相继衰落，中原崛起，兴盛于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陶寺文明脱颖而出。海岱地区的陶器、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良渚文化的玉琮……各地的文明因素汇聚而来，使陶寺成为一处史前文明因素的“集大成者”。
　　“陶寺遗址汇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与精华，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品质和特点。”高江涛说，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开端。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一脉相承、流光溢彩的早期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我国史前时期的早期文字或符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
　　“用朱砂写就的两个字，同时出现在了大墓出土的一个扁壶上。”何努说，其中一个字，学界普遍认为是“文”字。它与后世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的“文”写法几乎完全一致，却早了足足700余年。
　　另外一个字，有学者认为，它像是甲骨文中的“昜”（读“阳”）字，“文昜”二字表明古代帝王的盛德高光。也有学者认为是“文邑”，代表“夏邑”，即夏代王庭。何努则认为，字体上端的城圈、土块代表夯土大城，而在中国古代文字中，垒土为“尧”，因此是“尧”字。虽然说法不一，但指向了传说中尧舜所在的那个时代。
　　此时，文明社会的另一要素——冶金术，也在陶寺出现。
　　在铜器远没有普及的史前时代，陶寺却发现了铜环、铜铃、铜蟾蜍等7件铜器，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同时期遗址，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群。它们已经采用范铸技术——后世青铜时代的核心技术，为即将到来的夏商周时期青铜礼乐文明奏响先声。
　　2024年11月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上，沉浸式演出的古装舞者在聚光灯下一舞惊鸿。
　　翩翩舞姿，仿佛带人们穿越回那个礼乐文明的发启时代。
　　陶寺大墓中出土有7大类29件古乐器，其中，石磬以及用鳄鱼皮蒙做鼓面的鼍鼓，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发现年代最早的。在后来的甲骨文中，“鼍”字正是扬子鳄的形状。高江涛认为，陶寺出土的成组乐器，说明礼乐制度已经在陶寺大地上萌芽，象征王权的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生，逐渐演变为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这些礼乐器的发现，也使得《尚书》“击石拊石”、《礼记》“土鼓”、《诗经》“鼍鼓逢逢”等古老的记载在陶寺找到了实物印证。
　　在陶寺，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6000年来，各地常作为武器而存在的斧钺，在陶寺大墓中出现时尖刃向下、镂空雕漆，作为一种仪仗用具成排地沿墙摆放。大墓中还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猪下颌骨，以及两张折断的弓，昭示统治者“休兵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体现当时社会繁盛而不黩武扩张的“和合”思想。从这些墓葬细节，不难看出陶氏先民以礼治国、协和万邦的大政之道。
　　沿袭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建筑特点，在陶寺已经初见端倪。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陶寺宫殿的建筑布局与后世都城制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遗址的主体建筑居于核心区域，这种建筑理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故宫。类似“东厨”的房址位于宫城主殿东侧，后世“东厨”的宫室制度疑由此开创而来。宫城外的仓储区发现了大量的大型灰坑，采用环形坡道上下，这与2500年之后隋唐时期的窖穴十分相似。陶寺宫城南墙上的“阙楼”式建筑，也与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大体相近。
　　《新唐书》记载：“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遗址，已经有了与之对应的“祭祀区”，如“观象台”遗迹和墓葬区等。考古发现，陶寺墓葬区叠压存在着多个时期的墓葬，叠压墓葬达100多处。直到现在，周边村落的女性仍心存恐惧，不敢独自前来这一带。有民俗学家认为，这种心理可能与世代的口口相传有关。
　　一个细节引人注目：陶寺宫殿区规划在城池的东北部，而容易产生大气、土壤和水污染的手工业作坊区则位于距宫殿最偏远的西南部，在这里很可能出现了早期的“环保规划理念”。
　　位于手工业作坊区的回字形夯土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在周围十几平方米的众多“小房子”中显得特别“高大上”。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同时能说明官营手工业作坊已出现，相当于现代城市里的“工业园区”。
　　“陶寺已经有了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的出现，这些因素都被夏商周和后世所继承发扬，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高江涛说。
　　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诸多流传后世的文明特征，能在陶寺找到相应的发端和细节。


　　种种细节表明，陶寺已经诞生了那个时代最高级的生活文明和起居文明。
　　在宫城内，考古发现了明确的宫殿建筑基址及其附属建筑。随着考古发掘的全面展开，陶寺宫室制度的大体样态逐渐呈现：在大型夯土基址上，建造有前后两座宫室类建筑，这些应该是处理政务或者庙堂之类的主殿。这一区域的柱洞直径均在30厘米到50厘米之间，呈有序排列状，可见宫殿主人的身份和地位非同一般。宫殿内外墙皆用石灰制的墙皮加以装饰，外墙上绘有精美的几何纹，内墙墙面则采用了白蓝双色的经典配搭。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宫殿区罕见地出现了一间形制独特的“大房子”，面积有40多平方米，为浅地穴建筑。这一区域的地面上出现了白灰皮室内地面的刻划装饰，刻划出一排排长方形格子，并在格子中间戳印出纹路清晰、凹下去的三角花纹，美观且防滑。地面涂抹的白灰皮厚度一厘米有余，质地坚硬，有防水、防潮之效。考古人员怀疑，这座大房子与宫室日常生活的“洗浴”有关。
　　“陶寺考古长达47年，唯独在这里发现了这种刻划修饰类似‘地板格’的地面，特别珍贵。”冯九生说，北方地区偏冷偏干燥，专有的这种用途的房子在当时应不常见，或许反映了高等贵族拥有有别于平民的华丽生活，这些应该是很重要的物证。
　　宫殿区的附属建筑中还出现了凌阴和烤炉。
　　凌阴的功能等同于现代冰箱，在地下约8米深处。建造者有意将坡道打成了台阶状，以防止垮塌。在这里，甚至发现了因长期存放冰块而形成的淤土痕迹。
　　在大型宫殿建筑外的东南角处，发现了一种小型直立的“窑炉”。窑炉有上下室之分，中间是镂空的窑篦，窑内有明显被烧过的石头，旁边有椭圆形的“操作坑”。有学者研究认为，这种饮食方式并非中原传统，而是充满了“异域风味”。“它仅限于宫城内部制作和享用，可见陶寺政权视之为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何努说，它除服务于宫廷日常生活之外，还为陶寺宫廷的君臣礼聚、邦交设宴等“美食政治”服务。
　　随葬的石厨刀在陶寺大墓中比较常见。大中型墓葬中还发现了石铲、木勺以及陶盆、灶等炊事物品，以及木案、木觚、木豆、骨匕等饮食器具组合。考古人员表示，这类器具布置陈列体现社会等级地位，反映当时社会的饮食之礼。
　　水井的“技术革新”也在陶寺问世。考古发现，陶寺遗址的多处井址内壁上加筑有木质“井框”，以防止坍塌现象的发生。
　　远古人类娴熟的制陶技艺，在陶寺时期已经崭露头角。经过拼接修复，大量看似平淡无奇的灰色陶片恢复了它们的原本样貌。其中，有先民打水的扁壶、煮饭的鬲、存放粮食的陶罐、加热液体的陶斝等生产和生活用品。
　　今天，人们可以想象先民烧制陶器的盛景：能工巧匠们在制陶房内忙碌着，柔软的黏土在他们的手中熟练地塑形，壶、罐、盘等各类陶器逐渐展现，袅袅升起的烟雾中夹杂着泥土与火焰的气息。窑炉外，一排排尚未烧制的陶器整齐堆放，等待着一场炉火纯青的淬炼。在整个烧制过程中，先民们需要精确控制火候，并根据火焰的颜色和陶器的颜色来判断温度，这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技术，才能确保陶器在烧制过程中不变形、不开裂。
　　这一过程写满了未知数，直到开窑一刻的到来。


　　陶寺社会是怎样由盛转衰的？关于这一点，并无确凿的历史记载。但从考古遗迹可以推断出，这里曾经发生过血腥的暴力冲突。
　　根据考古发掘推测，陶寺城内出现了惨烈的毁墓和杀戮现象。陶寺晚期的大墓均被捣毁，破坏行为从墓口一直持续到墓地，出现了甲墓葬人头被扔到乙墓葬当中的现象。宫殿区也发现了很多头骨以及大量被肢解的人骨，宫殿有被夷为平地的迹象。
　　“宫城和城墙都有修复迹象，但没能完成修复，可见当时或许出现了一个政权再兴的过程。”高江涛说。
　　在古观象台遗迹旁的围沟里，考古发现了大量石材。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观象台被强行推倒后，攻击者担心石材会被作为战略物资再次使用，而选择将其倾倒于此。
　　何努先生还认为，陶寺晚期的衰落与石峁的南下冲击有关。
　　浪涛奔涌的黄河行至晋陕大峡谷附近，出现了“几字形”大拐弯。峡谷两岸的山西陶寺与陕西石峁横空出世，并称为“黄河双雄”。考古证实陶寺以农业为主，陶寺与石峁两地有农业、资源等文化往来，还有风格类似的“瓮城”类建筑。
　　龙山时代末期，风云际会。从文化互动、关系密切到冲突升级，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发生的“最早战争”。
　　到了汉代，陶寺还有零星的居民定居，此后便无人问津。今天的人们只能猜测，或许是战争，又或者是族群冲突，让盛极一时的陶寺走向了衰亡。
　　煌煌都邑最终废弃，陶寺文明自此“远去”。
　　在距此200多公里外的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陶寺遗址既有的绿松石镶嵌的器物、范铸青铜器、漆木器等。而且，二里头遗址也出现了与陶寺似曾相识的宫城、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分区。可见，陶寺文明仍在延续中。


　　河流穿城而过，城内小桥流水人家。阙楼高立，楼间张灯结彩，礼迎八方来客。
　　考古发掘的细节表明，数千年前的陶寺，物阜民丰、百工兴盛，四方聚落主动交流，往来友好，互动频繁。彼时的陶寺，如同《尚书·尧典》中描述的那般文明气度：“光被四表、协和万邦。”
　　浩瀚星空，见证着“尧”的丰功伟绩。可见“尧”的存在，是有迹可证的。“尧”时期的中华文明在那个时代的地球上，已然灿若炽阳。
　　几代考古人证实，陶寺社会至少历经400多年的历程，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文明标识与“尧都”有着密切的印证关系。“尧”，也随之走出迷雾重重的“传说时代”，走向考古实证充分且清晰的“信史时代”。
　　“尧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更多是指一个时代。”持有这一观点的高江涛认为，陶寺遗址应是以“尧或尧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
　　从时间节点看，陶寺遗址距今年代与古史记载的尧时期一致。文献记载，夏代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华文明早期历史阶段。“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存在，并且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高江涛说，其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恰是中华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
　　从地理位置看，陶寺所处地带，正是古史记载的“唐地”“尧墟”所在。临汾市存有“尧庙”“尧陵”等文物古迹，也一同佐证着“尧”的传说。
　　王巍等人认为，从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遗址性质、等级和内涵上判断，陶寺遗址是“尧都”所在。
　　长期研究陶寺考古、已故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曾说：“最早的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现在从考古来看，可能尧都就在山西的陶寺。”
　　时至今日，陶寺遗址留给人们的思考题还有许多。比如，陶寺之前，先民怎样观测日出？之后又是如何演变出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文字的载体怎样从陶罐走向甲骨？陶寺文字与写在玉石片上的“侯马盟书”有无关联？……
　　未来，还有很多谜团等待揭开。
　　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广泛地联合和团结天下，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向世界展示着不同区域文明之间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盛况。
　　40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广泛地被世界各国所接受，被世界人民所认同。在世界文明版图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展示着见证时代之变的文明力量。
　　跨过山海，穿越时空。
　　文明的回响与时代的召唤在这里汇合。
　　陶寺遗址，一处文明探源的新坐标，见证着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奔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