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小草

　　“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公元1637年4月，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宋应星，在毕生心血之作《天工开物》的序言结尾处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此书与我们有关！”
　　在今年频繁“刷屏”的舞剧《天工开物》中，怀抱稻谷、夏布、器皿的劳动者们，由观众席旁起立高呼，向舞台上的宋应星遥相致意——导演陆川借劳动者之口，向百年前践行经世致用之学的先驱者，做出跨越时空的回应。
　　《天工开物》，一部凝聚着中国古代科技与工艺文明的“宝典”，图文并茂，重视实践，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这是一部“愤世之书”。在人生的前45年，宋应星志在科举，可“数上公车竟不第”。一次次失望而归，宋应星决心舍弃“功名进取”，转而投入实学怀抱——关心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体悟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这也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著作”。数次赶考，艰苦跋涉，宋应星用双足丈量大地，在田间地头、手工作坊，积累生产知识。在江西分宜任教谕的4年间，他潜心总结研究，终成一部“旷世奇书”。
　　近10万字、123幅插画、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30多个行业科学数据……宋应星将中国农业、手工业、制造业几千年来的实践技巧和毕生心血，倾注于《天工开物》，其中许多生产技术甚至沿用至今。《天工开物》还漂洋过海，“向世界‘开源’了中国技术”，至今仍对亚洲、欧洲各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天工开物》被视为一部“奇书”。
　　翻开这部著作，首先会被琳琅满目的木版插画所吸引。在崇祯初刊本《天工开物》中，就有123幅木刻版画，对相关技术所涉及的人物、动作与牲畜、工具运用和劳动生产场景，进行了详细描绘。有学者认为，这些插图与文字几乎可以做到一一对照，起到了实证的效果——只要照着书里内容复刻，很快就能够学会相应技术。
　　作为一本百科类著述，《天工开物》也不同于一般的集体成书，完全由宋应星个人独立完成。宋应星将工匠的各类技术行当进行了取舍和分类，分为《乃粒》《乃服》《彰施》《粹精》等18章，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将与民生有关的《乃粒》《乃服》放在开篇，其次是工业，而将记录珠宝制作的《珠玉》篇放在最末，体现了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书中所涉30余个行业、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如果按照现代眼光来解读这部“奇书”，会看到其包罗万象之下的科学萌芽。其中有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等方法中有许多力学、热学原理；有化学研究，在《五金》篇中，宋应星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有农业科学，书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
　　《天工开物》之名，源自《尚书·皋陶谟》中的“天工人其代之”以及《易经·系辞》中的“开物成务”。宋应星解释为：“盖人巧造成异物也。”即通过人类的智慧和技巧，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品。日本科学史家三枝博音在《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文中进一步阐释：“‘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而‘开物’则是根据人类生存的利益将自然界中所包藏的种种由人类加工出来。”“天工”指自然界的创造力量，“开物”指人类通过智慧和劳动，发现和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创造出各种物品和工艺技术。
　　宋应星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维增认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是中国科技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对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实践如何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宋应星所处的明朝中后期，是中国科技思想史上的一个“爆发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繁荣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的严格界限。这一时期，集中出现了一批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科学著作，如徐光启《农政全书》、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
　　“《天工开物》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为皇家和贵族服务的工艺技术，而更多着眼于百姓日常生活。”著名文物专家齐心曾以《天工开物》中《五金》一章举例，其中提到：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即得黄金，值高而无民耳。“黄金虽贵，但不似铁可服务于日用，对百姓也不见得是最好的。这不仅体现了对于平民百姓生活的重视，也有顾炎武所推崇的‘经世致用’之意。”
　　科学史家陈美东在《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中将明末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总结为，“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并认为“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几次应考途中，宋应星游历大江南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为增长见闻、获得新知而心怀喜悦。他的行迹遍及京师、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还到过广东，甚至可能去过四川和山西。而且他不但“重实践、重考察”，还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长宽高、重量、容积、比率、时间等技术指标都作了精密描述。书中的大量设备图有如工程画，画中人物操作逼真、表情自然，好似一幅中国古代技术史的长卷。
　　“宋应星身上承载着科学的精神，为国家和民族的科技传承付出了长期而孤寂的努力，在明末国破家亡之际，靠一己之力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汇聚在一本书里，他是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天工开物》舞剧发布会现场，导演陆川提到，“科学精神”和“民族自信”是这部剧的创作立意。他希望能够通过宋应星“敢为不同”的人生追求与《天工开物》中的科学技术之美结合，展现中国人的科技自信。“我渴望探寻他灵魂深处那股力量，也希望《天工开物》能够激励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和少年们，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情与追求。”


　　耐心查阅宋应星的生平，会发现他的“逆行”早就有迹可循。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宋应星（字长庚）出生于江西奉新一个士大夫家族。他爱好广泛，读书时，尤爱张载关学，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也有很大兴趣，还熟读《本草纲目》。
　　他常与兄长及好友读书游览，诗酒唱和。在舞剧《天工开物》中，也有不少篇幅展现少年宋应星和兄长宋应昇、挚友涂绍煃三人相偕出游的场景——少年宋应星不时被农人、工匠的生活所吸引，抛开书本，挽起衣袖参与劳作——轻松诙谐的舞姿，令不少观众忍俊不禁。
　　宋应星所处的时代，尽管明朝衰相已现，但科举入仕仍被文人学子视为唯一正途。宋应星和兄长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乡试同榜考中举人，曾有“奉新二宋”之称，却依然在科举一途上蹉跎半生。宋应星曾在《进身议》一文中质问：“荐人之人与所荐之人，声应气求，仍在八股文章之内，岂出他途？……读书应举者竟不知作官为何本领。”
　　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事实上，在当时，一批读书人敏锐地意识到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对于富国强民的重要性，沉下心来深入实际地考察实践，做研究、搞发明，重视“实学”。赶考游历多年，宋应星有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决心不再应试。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家食之问”堂，意思是：宁愿在家吃普通百姓的饭，不追求做官吃俸禄。
　　崇祯四年（1631年），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4年后，47岁的宋应星来到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任县学教谕。教谕是个月俸只有二石米钱的小官，事少闲暇多，给了他潜心研究学问、专心著述的时间。
　　在分宜的4年间，他将胸中块垒诉诸笔墨，抓紧时间整理资料，终于在崇祯十年（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资助，刊刻初版《天工开物》。除了科技著作外，他还先后刊印《画音归正》《野议》等十余种作品，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等内容。
　　《天工开物》的成书地，为何在分宜这座小县城？
　　隋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西逐渐成为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心，在粮食生产加工、制陶、造船、冶炼、纺织等方面，均领先全国。而当时的分宜汇聚了农耕、纺织、冶炼等先进生产技术，为宋应星实地调查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
　　“《天工开物》的成书，离不开分宜昔日一流的传统农耕文化和手工业制造水平，书中很多劳作场景和传统工具都带有浓厚的分宜色彩。”分宜县博物馆馆长廖琦说。
　　宋应星在书中记录的农业灌溉设施如筒车、陂坝等，在分宜仍能看到不少遗存，有的至今惠泽于民；“稻工”一节中，农夫碎土时立于耙上，而非侧面扶耙的“耕耙图”，也是分宜本地特色。当地还有不少砖窑、酿酒等手工业遗址、矿冶业遗迹等。在距离分宜县城不到20公里的凤凰山铁矿遗址，为《天工开物》中的记录留下了实物佐证。
　　蒙蒙细雨中，走上被灌木青苔覆盖的台阶，古木林掩映中的凤凰山铁矿遗址渐渐显露真容。脚下的矿渣和红土，依稀见证着这里千年炉火不断的辉煌。
　　据《唐志》《分宜县志》等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发掘证实，凤凰山采矿冶铁始于唐代晚期。到宋代，凤凰山炼铁规模扩大，朝廷在凤凰山附近的贵山设立“贵山铁务”，作为专门管理铁业的官府机构。明洪武六年（1373年），全国设立了13个“铁冶所”，新余、分宜各占一。《江西钢铁志》记载，分宜贵山铁务每年交纳铁81.5万斤，占全国岁额的20.20%。
　　在《五金》一章中，宋应星详细记录了铁矿冶炼过程，并配上垦土拾锭、淘洗铁砂、生熟炼铁炉3幅插图，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冶铁过程。《冶铸》中，还有关于当时露天采矿的记述。
　　“尽管在《天工开物》中没有直接的文字记录，但宋应星所处时代，是分宜采矿冶铁业的兴盛时期，为他就近调查记录铁矿冶炼生产技术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松说，“我们在凤凰山遗址可以看到包括原料采集、燃料选用、铁水冶炼、成品提取等整个工艺技术过程，完整反映古代冶铁的全部工序，对研究我国古代冶铁技术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在纺织技术上，当时的分宜更是领先全国。作为“中国夏布之乡”，分宜夏布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当地古越先民就开始从事苎麻耕种和手工织布；唐代，分宜就有夏布贡品；宋代，袁州知府进贡表上有“袁郡之邑，向进苎布，今俱归分宜督办”的记载；到了明代中叶，分宜夏布已普遍采用腰机制作。
　　在《乃服》一章中，有“腰机”和“夏服”两节，考察了种麻织布的相关技术。宋应星指出“织苎机具与织棉者同”，都是使用腰机，“用此机法，布帛更整齐、坚泽，惜今传之犹未广也”。可见腰机尚未大范围推广。而当时分宜地区普遍使用腰机，工艺先进，才使种麻织布在当地得到广泛发展。
　　除了技术层面的先进，分宜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宋应星在此地成书的关键原因。
　　明朝时期，分宜的教育达到了鼎盛，人才辈出。分宜钤山镇防里村，在明代就出了将近30位进士，是个名副其实的“进士村”；而严嵩的老家介桥村，不仅出过7位进士，从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到天启元年（1621年）的200多年间，全村八代男丁总数511人中，就有154人是秀才，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单靠个人的力量，写这样一部著作是很难的。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地供其翻阅查找。而严嵩恰巧在54岁即将退休的时候，在分宜老家捐建了钤山御书楼，楼中有很多藏书。”分宜本地学者严小平多年来致力于《天工开物》与分宜文化研究，她认为，宋应星参考了前人著述如《考工记》，并提到了《本草纲目》的一些段落，说明他是通过前人的一些成果，才得以在4年之内集中写下大量著作。
　　文化昌明，教育发达，交通便捷，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采矿业的蓬勃兴旺为宋应星撰写《天工开物》提供了方便且丰富的创作素材和适宜的人文环境。“《天工开物》诞生在分宜是一种历史必然。”江西工程学院天工文化研究院负责人赖晨说。


　　在分宜县图书馆，200余种不同版本的《天工开物》静静陈列于展柜中，其中收录有英、俄、日、法、德、意等不同语言的译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天工开物》在全世界已有20余个版本，这在中国古代科技著作中十分罕见。
　　与同时期的《本草纲目》和《农政全书》相比，《天工开物》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尤其受到日本和欧洲学界推崇，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同样不多见。
　　当中国的商船满载着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穿越大洋，驶向遥远的西方时，《天工开物》也踏上了它的传播之旅。
　　17世纪，《天工开物》首先传到日本。世界上第一个汉文翻刻本《天工开物》出现在1771年，是由日本大阪书商柏原屋佐兵卫刻印的菅生堂刻本，该版本影响颇为深远。1830年重印时，正值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依托《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夫开物者乃经营国土，开发物产，富饶宇内，养育万民之业者也”，掀起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热潮。书中所载各种科技成果，如沉铅结银法、铜合金制法、大型海船设计、提花机和炼锌技术等，后大量应用于日本国民的生产生活。
　　18世纪，《天工开物》传入欧洲，引发了更广泛的共鸣。1830年起，法国汉学家儒莲开始陆续节译《天工开物》，以满足欧洲对冶炼工艺、合金配方、养蚕技术的渴求。
　　当时的欧洲，虽然已有桑蚕养殖技术，但防治蚕病经验不足，生丝大量减产。儒莲于1837年完成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的翻译工作，将译本命名为《桑蚕辑要》。来自古老中国的养蚕防病经验，使欧洲蚕业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实际效益。在农业技术方面，《天工开物》中介绍的更高效的犁，直接推动了欧洲犁制式和播种技术的改进，进而影响了欧洲农业革命的进程。在造纸技术方面，尽管欧洲从12世纪开始已经学会造纸，但原料单一，产量稀少。1840年，英、德等国以《天工开物》中介绍的原料配方，成功改进了造纸技术。
　　1869年，儒莲与科学家尚皮翁合作，将译自《天工开物》的法语译文结集为《中国帝国工业之今夕》出版。此后，儒莲的译作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英文、俄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等，广泛传播于欧、美、非三大洲。据不完全统计，儒莲译作在全世界发行版本达16种之多，呈现了汉学翻译史上难得的盛景。
　　进入20世纪，《天工开物》已作为世界科技名著在各国广泛传播，成为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绕不开的著作。
　　《天工开物》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现在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任以都、孙守全夫妇的《天工开物》英文全译本，包括译者序、译者札记、正文，并附有152幅插图、参考文献、术语表、附录和索引，该书被全世界588家图书馆收藏。
　　有学者总结，《天工开物》中的诸多记录在当时领先世界：《粹精》提到中国汉代发明的水碓，把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三部分连在一起，比英国使用一个水轮带动两盘磨要早1000多年；《作咸》中介绍的钻打井技术，比俄罗斯钻井技术早300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人早200多年；“物种发展变异”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100多年。
　　达尔文称《天工开物》为“权威性著作”，他还将涉及养蚕技术的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李约瑟更是在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宋应星誉为“中国的狄德罗”，对《天工开物》高度评价并重点推介——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对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与蜚声海外相比，《天工开物》在本土的命运却几经波折，几乎湮没在历史尘烟中。
　　崇祯十年初版后，《天工开物》曾引起一些学者关注，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就曾引用《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清顺治年间，书商杨素卿刊刻发行了第二版。1772年，清廷设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天工开物》因有“北虏”“东北夷”等字样，被列为禁书，此后几近失传。
　　沉寂200余年后，《天工开物》终于等来了一位“知音”。
　　1914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云南考察。在翻阅明清两朝编撰的《云南通志》时，他发现其中有关采矿炼铜的部分，大量引用了《天工开物》的记载，这部著作立即引发了他的兴趣。
　　回到北京后，丁文江四处搜寻，跑遍各大图书馆和古旧书店，又向众多藏书家问询，结果一无所获。后来，他偶然获知《天工开物》日文版，又几经周折见到了《天工开物》第一个汉文翻刻本菅生堂刻本，决定把它重新介绍回国内。经过多番努力，13年后，1927年，《天工开物》石印本在天津出版。丁文江为此专门作了3000字的跋文《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饱含感情地讲述了这段经历。
　　“300年前言农工业书如此其详且备者，举世界无之，盖亦绝作也。”
　　“有明一代……士大夫之心理内容，干燥荒芜，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就人民日用饮食器具而穷究本源。其识力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丁文江将宋应星比喻为精神沙漠里踽踽独行的先驱者，对于他的科学思想和求实精神尤为看重。他又查阅方志资料，作《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他再次感叹：“先生之学，其精神与近世科学方法相暗合。乃身遭国变，著作沦散，非邻国流传，天幸遇合，则毕生之业将没世而无闻矣，悲夫！”
　　除了学者的努力，在宁波、上海、江西等地仍有一些私人藏书家，认识到《天工开物》的价值并辗转保存。譬如，现收藏于江西省图书馆的明崇祯刻本《宋应星四种》，就是民国时江西藏书家蔡敬襄在分宜获得并收藏的。
　　在宋应星著书立说的小城分宜，《天工开物》的生命力从未断绝。
　　打麻、绩纱、卷纱、经布、穿筘、刷布、织布……在“夏布之乡”双林镇，至今仍有不少夏布制作者保留着传统技艺。
　　一间间白墙黑瓦的古朴民居中，从夏布制作到售卖的各个工序随处可见：双林镇夏布制作者多为老人，几位头发花白的婆婆坐在自家小凳上，将苎麻纤维搓成纱线；一位老伯用特制的巨型毛刷为纱线刷浆，这道工序叫“刷布”……夏布商人黄有金正在收拾库房，手工夏布被整齐地码放成堆。“干了30多年，现在每年能收一两万匹布。”今年61岁的黄有金，近两年也开始向年轻人学习，在社交媒体上直播卖夏布。
　　在一台老旧木制织机前，村民吴来香将带子系在腰上，绷紧布面，灵活地用腰部控制机器。“这就是《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腰机’。”双林镇马田村书记昌程妹介绍，今年71岁的吴来香与这台腰机已相伴大半生。在双林镇，有5100余户夏布生产专业户，全镇80%农户从事夏布产业。而在分宜，现有种麻农户上万户，苎麻种植面积近3万亩，有纺织类企业90余家，所产苎麻凉席、夏绣、家纺等麻纺织制品远销海内外。
　　走进分宜麻博物馆，“巧工天物”“万年衣祖”“天工古法”“麻艺传承”“世界新麻”等7个展厅，利用声光电技术分类展示麻文化历史、夏布技艺和现代麻生活等内容。近年来，分宜凭借麻纺工艺的悠久技术与夏布文化的人文传承，将麻纺产业作为富民特色产业，已建立了从苎麻种植到服装家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还全力打造全国麻纺产业示范基地，推动苎麻种植、夏布刺绣、文创旅游、产品销售等业态相互融合、可持续发展。
　　《天工开物》中的智慧，至今仍持续滋养着这片土地。
　　“爱国情怀、务实作风、创新品格、工匠精神、生态理念。”赖晨用了5个词，总结《天工开物》对后世的影响。在分宜，古老的夏布产业和技术，不仅在传统纺织业和服装领域传承延续，还拓展到了航天航空、生物医药等领域。目前，分宜以锂电产业发展作为着力点，在光电信息及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方面增长迅速。
　　天工大道、开物大道、天工开物节……与《天工开物》相关的种种文化元素，渗透在小城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日常。
　　这座小城，正以自身的不断发展，向300多年前的先辈遥相致意。
　　在舞剧《天工开物》的最后一章，由书页构成的巨轮上，宋应星频频挥手，向着远方，也向着未来。帷幕缓缓落下，观众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