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琰泽

　　日多乡中心小学就位于川藏公路边。站在教学楼二层，能看到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公路上车辆往来穿梭。这条路像一条大动脉，把青藏高原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
　　小学副校长宋玉刚一直觉得，自己和川藏公路很有缘。
　　“当初父亲参与解放西藏，一边打仗一边修路，那条路也成了川藏公路的前身。后来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日多乡，也正是因为看到学校离这条路不远，才下决心扎根，一晃半辈子过去了。”
　　川藏公路修通后，越来越多的交通网、物流网、互联网建设起来，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内地连接得更加紧密。
　　连接，既是时代进程的赋予，也是有近30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宋玉刚的“个人坚持”。
　　从最开始在拉萨采购画册杂志背回学校，到架起日多乡唯一一台联网电脑，再到建成有48台高配置一体机的崭新电脑教室——在时代进程与宋玉刚的个人求索下，日多乡，这个海拔4300多米的拉萨市最偏远乡，也与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近。
　　“这些年，我就想把他们举高些，让高原牧区的孩子，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宋玉刚说。


　　“我的父母都是河南人。上世纪50年代，父亲作为解放军战士，一边打仗一边修路，参与了川藏公路建设和解放西藏。后来父亲服从组织安排，留下建设西藏，我们家就彻底扎根拉萨了。”
　　1997年，宋玉刚从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
　　这届学生很特殊，适逢拉萨加强基层教育，于是许多报考其他院校的高分考生被“划”到了师范专业，毕业后也全部被分配到了最基层的乡镇。
　　就这样“阴差阳错”，原本打算留在拉萨城里工作的宋玉刚，和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偏远藏族乡墨竹工卡县日多乡产生了关联。
　　宋玉刚始终记得，临出发到日多乡报到前的一个夜晚，父亲与自己的对谈。
　　“现在你要工作了，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犹豫了一会，一向沉默的父亲才挤出几个字，问道：“你想不想留在拉萨？”
　　宋玉刚知道父亲“话里的话”。
　　“我从小成长在城里，从来没离开过父母身边，日多乡的条件艰苦是肯定的，我心里不可能没有动摇。”
　　一时间，宋玉刚心里泛起很多往事。他想到母亲常念叨，当初父亲是怎么进西藏的，枪林弹雨里吃了多少苦；他想起小时候偶然看到，父亲身上因为战争留下的伤疤；想起父亲服从组织安排，留下来建设西藏的决定……
　　这些点点滴滴，都把宋玉刚向父亲曾选择的道路上推去。
　　犹豫许久，宋玉刚回答：“你当兵时可以做到，我现在也应该做到；我虽然比不上你，但我也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父亲点头，“那就去吧。”
　　很快，22岁的青年教师宋玉刚提着大包小包，一路颠簸，终于来到距离拉萨120多公里、海拔4300多米高的日多乡中心小学报到，成为这个藏族乡小学里第一位汉族教师。
　　日多乡是个农牧乡，牧民居住分散，所以乡所规模很小，当时全乡最好的建筑不过是小学里的两栋老式土坯房。即便是“全乡最好”，居住体验仍不怎么样。“墙是土垒的，屋顶用树枝树叶铺成，我去的时候是雨季，宿舍里可以说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几个老师把带来的锅碗瓢盆全用上，也还有接不到的漏水。”夏季还可以克服，但高原动辄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冬天更加难熬，即使屋里烧上牛粪，“风找着缝儿钻进来”，冰冷刺骨，难以入睡。
　　初到日多，从城市到牧区，从楼房到土屋，宋玉刚既感到新鲜，也有些失落。而日多给予这个“外乡人”的最大惊喜，则是一条贯穿全乡的公路。
　　公路离学校不远，夜深人静时，如果仔细听，还能听到穿梭公路的车流声。
　　“后来回家探亲，妈妈和我叨念：日多乡啊，就在川藏路边上，这条路就是你爸当年修的——你跟你爸挺有缘，你爸修的这条路，你又回到这条路上去。我开玩笑回答：我这是继承爸爸的事业呢。妈妈却说：那不一样，你爸爸是修路的，你是去教人的。我和妈妈都笑了。”
　　后来好多年，校园里的土坯房改建为二层教学楼，一批批孩子们长大又离开，小宋也成了老宋。老宋没事时，还是会站在教学楼二层，眺望远处的川藏公路，母亲当年的玩笑仍让他念念不忘，里面有父亲的不舍，也有母亲的自豪，“越咂吧越有味道”。


　　初到日多，虽然条件艰苦，但也处处透着新鲜。报到后不久，开学前的“牧区家访”就让宋玉刚开了眼界。
　　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一年四季跟随水草迁徙。按照传统，每年8月，牧民们会统一迁到离乡所较近的地方，采买过冬的生活物资。这个窗口期，也成为老师们一年里少有的接触家长的机会，一方面要和家长沟通学生学习情况，另一方面，还要宣传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保证学生假期后能顺利返校，把书读完。”
　　虽说是“搬到乡所附近”，但西藏的空间尺度毕竟不同，宋玉刚每次出门家访，大半时间仍要耗在颠簸的土路上。
　　大概是家长们知道老师到家不易，到了学生家里，宋玉刚体验到意想不到的热情接待。“那时候牧民生活条件很一般，他们还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肉干和糌粑都拿出来，摆了满满一桌，‘逼’着我们吃完。”
　　牧区普遍用藏语交流，坐在席间的宋玉刚听得懵懵懂懂，“人家冲我笑，我就笑回去”。但从家长的眼神和手势里，仍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这个“外乡教师”的敬重和感激。那时还未开始正式教学工作的宋玉刚暗下决心，不能辜负家长们的期许。
　　家访时遭遇的语言隔阂，为宋玉刚在第一堂课上的遭遇埋下伏笔。
　　“我第一年教四年级和六年级，我本来以为都高年级了，多少有些语文基础。结果第一节课，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第一堂课，宋玉刚走进教室，“不大的教室里挤着50多个学生，热气腾腾的”。因为大多数孩子此前没有见过汉族老师，好奇又羞涩的目光齐刷刷投向讲台，让这位年轻教师有些不好意思。“我深吸一口气，说：请打开课本。他们在下面跟着念：请打开课本。但其实没有一个学生打开课本——原来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
　　于是宋玉刚的教师生涯，就在“你画我猜”中开始了。“当时我得把要学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全写在黑板上，然后再领着他们一个一个字地读，用我仅会的藏语和动作去传达意思，效率很低，有时候一节课只能学一句话，两三个字。”
　　即使学得如此艰难，学生们并没有捣乱，反而学得特别认真。这让宋玉刚有些惭愧，“不能因为我耽误孩子们学习。”
　　藏族同事出主意：“我看你家访时吃糌粑喝酥油茶，和藏族老乡一模一样，藏语也可以学嘛。”
　　思来想去，宋玉刚也下了决心。“一开始和同事学，我老缠着同事，有一次同事被我搞烦了，指着宿舍外满操场跑的孩子们说：你和他们学去——这反倒启发了我！”
　　学生们虽然敬重宋玉刚，可对这个“外乡老师”还是有些生分，要拜他们为师，也需要点技巧。于是回拉萨探亲时，宋玉刚自费买了几个足球带回日多，一下课就和孩子踢球玩，边踢边聊，一下子拉近了和学生们的距离。这样坚持一年后，他基本能和孩子们口语交流，三四年后，藏语就特别地道了。
　　“后来有一年家访，村主任留我们吃饭。当时碰到他家杀牛，看我们蹲在门口，村主任拿来一碗生牦牛肉，问我们敢不敢吃。”杀牛时吃生肉是牧区的老习俗，连一些村里的年轻人也不敢尝试。宋玉刚深吸口气，拿起来就吃，吃完还咂吧嘴，“味道不错，再来一碗。”大家都笑了，村主任竖起大拇指，连说“你和我们一样！”


　　日日夜夜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宋玉刚上课时当老师传授知识，下课后还要当“父母”照顾孩子们饮食起居，很快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
　　知道宋玉刚从“大城市拉萨”来，孩子们总围着问他城里的事，“可问到北京上海，问到飞机火箭时，我也答不上来”。
　　宋玉刚敏锐地感知到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求，于是他每次回到拉萨探亲时，都要采购一些画册和杂志带回日多乡。
　　宋玉刚始终记得，孩子们围着杂志，小心翼翼地翻看，指着杂志封面上的城市风光、科技进展、内地风俗时窃窃私语的场面。
　　遇到自己也不懂的，宋玉刚只好把一旁注释的汉字解释给他们听，孩子们再追问，他只好回答：老师也不知道，但只要你们记住这些字，长大以后见到了，就能认得。
　　这当然是缓兵之计。作为老师，当初不懂藏语时那种自责又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有种使命刻不容缓，但又不知从哪里突破，心里郁闷。
　　2000年前后，拉萨市街头巷尾涌现出一批计算机培训班广告，硕大的宣传标语“你准备好踏上信息高速路了吗”，让宋玉刚眼前一亮，“我仿佛一下子抓住了什么”。
　　2001年，宋玉刚告别孩子，告别高原，自费到南京晓庄学院学习计算机技术，独自踏上自己的“信息高速”取经之路。
　　对于毫无相关基础，甚至以前都没碰过电脑的宋玉刚而言，学计算机比学藏语难得多，课堂上总比内地同学慢好几步。同学给宋玉刚出主意：“你想学好电脑，先得玩好电脑。”
　　为了“玩好电脑”，宋玉刚一从学校下课，就进网吧“补课”，打游戏、聊QQ、逛论坛，只要桌面上有的图标他都要点点，无所不玩，争分夺秒地适应“信息时代”，“那段时间上网上到脑袋疼，一摸鼠标就难受。”
　　两年后，宋玉刚学成归来，正想着如何在日多一展所长，“当时正逢西部大开发启动，学校不仅新建了教学楼，更重要的是，市里给学校配备了一个远程教育项目，有一台计算机指标。”
　　至此，日多乡有了乡史上第一台联网电脑，这个拉萨偏远乡一步由农牧社会扎向了信息时代的浪潮中。
　　凭借这根“看不见的线”，宋玉刚把过去翻看杂志画册的活动“升级”，学生们第一次借助卫星信号看上了电视。
　　每晚七点，宋玉刚都准时组织孩子们收看《新闻联播》，孩子们虽然听不太懂，但是动态的画面，丰富的内容，依然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目光。每当画面切一下，孩子们都会随之“哇”地惊叹一声。七点半联播结束后，宋玉刚又把频道转到西藏台的藏语版《新闻联播》重播，趁热打铁再看一遍，双语比照着收看，看不懂的内容就迎刃而解了，“孩子们收获的知识，是过去多少杂志都看不来的。”
　　看电视时，宋玉刚站在教室门口，孩子们盯着教室一角的小小屏幕，他就盯着孩子们专注的面孔，“那一刻，我感到之前郁积在我头顶的那面墙，被悄悄突破了。”
　　开通远程教育后，日多乡中心小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有了质的飞跃。“过去孩子们害羞，除了课堂，不好意思开口说普通话，但自从收看了联播，日常力所能及地用普通话沟通，在校园里蔚然成风。”
　　凭着这根“线”，宋玉刚还把各地新闻和农牧资料打印出来，供给乡里的群众们使用。很快，学校成为日多乡向外面世界张望的一扇窗口。
　　宋玉刚的“远程教育试点”在县里出了名。2005年，在江苏省援建资金的支持下，宋玉刚又向县里申请了一个专门的电脑教室和18台电脑。
　　“我把一些精品公开课、纪录片、动画片放在局域网里，每堂计算机课，三个学生一台电脑轮流操作。我在讲台上往下看，一张张小脸认真极了，像极了当初看杂志的场面，一瞬间我有感觉，他们真的走出了高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加大对西部教育的投入，日多乡中心小学的软硬件都在飞速提升。2023年，电脑教室又迎来重大更新，18台电脑升级为48台崭新的一体机，现在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独立操作电脑，在“信息高速”上自由遨游。


　　2006年，日多乡中心小学被评为拉萨市远程教育示范学校；随后被教育部列为西藏自治区的远程教育示范点。
　　2009年，宋玉刚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师，2012年又被评为全国最美乡村教师；2013年，他升任日多乡中心小学副校长；今年9月27日，宋玉刚又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工作中，宋玉刚还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同样在学校任教的藏族姑娘德吉措姆，两人婚后把家安在学校，久而久之，成了孩子们口中的“汉族阿爸”“藏族阿妈”。
　　扎根日多，宋玉刚得到很多，也失去了很多。除了不能陪伴退休后回到河南的父母安享晚年外，多年的高海拔生活，也对他的身体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轻度白内障、记忆力下降等高原常见慢性病日渐严重。
　　近30年教师生涯，宋玉刚有过三次调走的机会。“身边的同事换了几茬，说自己内心毫无波澜是假的。可是年轻时，全日多乡只有我懂电脑，我一走，远程教育就无以为继，我不能走；后来年纪大了，家都安在了日多，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感情，想想也就算了。”
　　走与不走，其中有现实的考量，但抉择时梗在宋玉刚心头的，仍是门前那条父亲参与修建的公路，是刚工作时母亲和自己的玩笑，还有20年前孩子们围绕杂志翻看时闪亮的眼睛。
　　开展远程教育以来，日多乡中心小学的教学成绩接续取得突破，毕业班的汉语等相关科目成绩，从2000年前后的全校及格人数仅个位数，进步到如今的超过60%。
　　如今，随着国家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连接日多乡与外面广阔世界的，不再仅是那根“看不见的线”。移动互联网信号已经普遍覆盖牧区，牧民家家户户都有了手机、摩托车甚至汽车，想要了解新鲜资讯，他们不必再跑到学校来，点点手机就可以知道，甚至可以自己开车去内地一探究竟。
　　“现在不是缺信息，反而是网上的信息太多。怎么管理学生玩手机，怎么引导学生浏览好的信息，成为学校的新课题。”作为副校长的宋玉刚说。
　　近年来，宋玉刚精心挑选资源，利用学校每个教室新配备的大屏幕，组织全校学生们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探月工程火箭发射、杭州亚运会和成都大运会开幕式、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等，让孩子们更立体、更深度地了解国家的发展进程，看见外面的世界。
　　时代的发展速度，有时也出乎宋玉刚的意料。
　　“西藏有一个很重要的升学概念，叫考‘内高班’，选拔优秀学生到内地大城市接受教育，学成后再回来建设西藏。”2019年，日多乡中心小学有6人考上内高班，实现历史性突破。
　　“可是近两年，虽然学校考试成绩稳步提升，但选择去内地读书的学生数量反而有下降趋势。”宋玉刚解释说，因为近年来北京、江苏等内地省份援藏建设的本地学校，水平并不比内地差，加上现在本地人生活好了，不舍得孩子出远门，互联网又进一步拉平了视野，交通基建也让去内地交流旅游变得更容易——
　　“我用了半生力气，想让高原牧区的孩子们走出去，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没想到西藏发展得太快，现在孩子们在家门口，也能收获到好的教育和眼界。”想起当初背着杂志回日多的日子，宋玉刚觉得恍如隔世，感叹道：“时代托举的力量，是更伟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