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从1938年至1942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张之毅在云南内地的三个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这三个村当时分别隶属于禄丰、易门、玉溪三个县，因此被称为禄村、易村、玉村。
　　调查最终形成三本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1943年到1944年间，费孝通访问美国时，曾以英文翻译这三本报告，并于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合编出版了中文版的《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一部经典著作，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三个不同类型乡村的真实面貌，为人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费孝通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
　　多年跟踪研究“云南三村”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宝华说，费老那一代知识分子怀揣科学救国的梦想，试图通过对“云南三村”的深入调查，寻找新中国农村建设的“钥匙”，让广大农民过上殷实的生活。
　　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是现阶段学界和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近日，我们沿着当年费孝通、张之毅的调研之路探访“云南三村”，观察这个历史上经典案例的变化，试图穿透岁月厚重的阻隔，寻找理解当下农村建设、展望未来中国发展的新“钥匙”。




　　“禄村”现在是禄丰市金山镇大北厂社区。1938年到1939年，费孝通先生两次到这里开展田野调查。从禄丰市区前往大北厂社区，沿途已没有城市和乡村之隔。当年离城约2公里的这个村庄已和城区连在一起，路旁不再有连片的农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城市建筑和景观。原属禄村的土地上，盖起了3个新的商品住宅小区。
　　当年，28岁的费孝通首次从当时的禄丰县城前往禄村，要走近500米的石板道，两旁是稻田。“夏天时节，在禄村背后山上一望，遍地差不多全是青青的水稻，一直青到四围的山脚。秋收之后，不久就换上了绿油油的一片蚕豆。”
　　当时的禄村，“它的特色是在众多人口挤在一狭小的地面上，用着简单的农业技术，靠土地的生产来维持很低的生计。”
　　80多年来，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变化尤其明显的是农田之退和城镇之进。
　　据费孝通统计，1939年秋季禄村有122户611人，一共约有1080亩田，人均占有耕地1.8亩。“因为处在坝子中心，全部是保水田，可种水稻和蚕豆两熟，人均粮1538斤。”而在高峰时期，禄村有耕地3000多亩。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提速，禄村大量土地被征用，人均耕地呈下降趋势。大北厂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选明介绍，不算新建商业小区的话，大北厂社区辖7个自然村15个居民小组，现有人口956户3876人，耕地1873亩，人均耕地不到0.5亩，近年来累计被征收土地近2000亩。
　　如今，大北厂社区的耕地只有少量种着水稻，多数都种玉米。刘选明说，农田大多由老年人在种，主要种点口粮，还有喂鸡喂猪，靠种田谋生的基本没有了。
　　刘选明家有5亩多水田、10多亩山地，都是父母在打理，种玉米主要用来养猪、养鸡和养鹅。种玉米每亩成本千余元，还只算种子、化肥和农药，不算人工成本。“如果要靠种玉米挣钱，大概是指望不上的。”
　　大北厂社区有少量耕地被流转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的花卉和蔬菜产业。
　　来自昆明市晋宁区的花农景丛兴，在大北厂流转了40余亩土地种植玫瑰。每亩地年租金从2016年1600元涨到现在的2200元。他的基地种着7个品种的玫瑰，最近每天可产鲜切花近8000枝。遇到热门节日，日销售额超过3万元。景丛兴说，从晋宁来禄丰种花的有6个人，流转土地总共100多亩，大家种的花送到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流向全国市场。
　　本地居民周艳梅也在社区内租下43亩土地，用来建大棚种植蔬菜，还有2亩鱼塘，养了近400只鸡鸭鹅。她的蔬菜主要供应禄丰市商超、餐馆和菜市场，每天供应近1吨，一年毛收入80万元左右，利润10多万元。
　　减少的耕地，被征收用于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商业小区和工厂等建设，见证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禄村的影响。


　　80多年前，农田是禄村的主要财富来源。
　　据《云南三村》记载，（耕地）如果分配均匀，全村人口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禄村各户占有土地差别很大，无田和少田（6亩以下）户占66%，他们所有农田只占全部农田的1/4。这部分贫困户只有靠租田或卖工活命。依靠卖工维持生活的有250人，约占全村劳动力的60%。占有较多土地的男人自己不劳动，住在村子里指挥雇佣劳动，经营农事。
　　“单靠农业禄村是富不起来的。”抗战初期，禄村农业之外的收入不及农业收入的十分之一。人多地少的农村怎样利用剩余劳动力从事生产，一直是个问题。
　　1990年费孝通重访禄村时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后，禄村经济结构发生较大变化。1983年全村有130人参加了5个自愿组合的基建队。当时全村共有477个劳动力，而全村耕地只需270个劳动力就够了。“除了原来的马匹运输、修理打铁、编织等之外，开始有加工豆腐、米线、卷粉、冰棍等家庭作坊和饭店、小百货店、冷饮店等服务业。”
　　今年72岁的王建国是禄村传奇人物。他是费孝通初到禄村调查时寄居人家的侄孙。“全家12口人，6个劳动力。1979年一次向国家出售大米6000斤，一连3年，成为有名的大户。”他还把村里劳动力组成基建队，到镇上承包建筑。
　　从办基建队到开冷饮店、塑料厂，王建国的事业逐渐壮大。费孝通1990年重访禄村后，对王建国是这样评价的：“经过近10年的锻炼，他已经由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脱离农业的企业家。由于他新造的住宅里有烤箱、洗衣机等十多部‘机器’，在禄村被称作‘十机部长’，在农民里成了个惹眼的人物。”
　　2013年，王建国嗅到了电池行业的风口，开始进军蓄电池行业，成立云南联发科技电源有限公司。
　　如今，走进位于大北厂社区上营村的云南联发科技电源有限公司，办公楼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几个红色大字十分醒目。企业现在主要生产供电动车用的铅酸蓄电池。
　　像王建国这样的企业家在禄村是少有的。但随着时代发展，禄村人的生计来源日益多样化，收入也持续增长。有些人在本地搞规模化种植养殖，更多年轻人则外出打工。
　　村民朱华祥2013年投资32万元，在村里建了一个占地2亩左右的养猪场，现在养了200多头生猪，年收入近20万元。村民周志宏1987年开始做豆腐，每天靠豆腐毛收入4000余元。
　　“我们现在收入已不靠农业了，社区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务工，少部分在社区里发展种植、养殖、榨油、做豆腐等农副产业。”刘选明说，年轻人几乎不会留在社区，他们在外面有更广阔的天地。


　　80多年前，禄村处于郊外，从县城到禄村要经过连片农田。如今，大北厂社区已融入禄丰市区，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公交车能开到社区。不远处，河道景观、公园景观、健康步道一应俱全。老人们在河道边、公园里散步，生活悠闲惬意。
　　“现在的生活比原来好了很多倍。”78岁的老人张德福说，当年，我们连饭都吃不饱，现在不仅吃得饱，还吃得好。附近的环境也好，天天像生活在公园里似的。
　　从费孝通调查记录及村民陈述来看，禄村集体经济发展脉络与全国其他地方大体一致：解放后进行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人均1.8亩。由此带来了农民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同步提高。到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二者又出现了双双下降。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才恢复到正常的增长状态。
　　但在土地承包到户、农民分散经营之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发展壮大成为一道新的课题，禄村亦不例外。
　　刘选明说，2021年到2023年，大北厂社区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为13万余元，主要来源是房屋出租、土地流转服务费、银行存款利息等。目前，整个社区共清算出总资产8000多万元，包括固定资产和银行存款，主要来源是征地补偿。




　　当年，费孝通先生在为《易村手工业》作序时写道：“易村对于我们的引诱，当然不只是红的山、绿的竹。更具有魅力的是它所代表的那种农村经济的结构……它不但有造土纸的作坊工业，还有织篾器的家庭手工业。”
　　从禄丰市区驱车一个多小时，抵达恐龙山镇李珍庄村。这里，曾因手工业发展而引人关注。近日，记者循着费孝通的调研之路走进李珍庄村，感受这个小山村的转变。
　　这里有两个村民小组，共84户318人。村子坐落于山谷里一个小盆地中，背靠山崖，前方是片平缓地。星宿江两岸生长着密密的竹子，江边平缓地带种着庄稼。眼前一片绿油油的竹林，正是当时易村研究的核心线索。费孝通和张之毅一起在易门县找到一个这样的村子，叫它“易村”，这个村子种了很多竹子，用来编织和造纸。
　　田地里庄稼长势良好，山村田野里充满勃勃生机。脸色黝黑的马安忠今年52岁，是村民小组组长。记者见到他时，他头戴草帽正在地里忙碌。为了照顾母亲回到村里，多年来他都在务农。
　　传统手工业已然成为村民远去的记忆。马安忠说，以前很多村民会造纸，还会做篮子、背箩等竹编用具，如今村里几乎没有人会造纸了，做竹编的也很少。记者在马安忠家里看到，他母亲编的竹凳子格外精致，院子里挂着一个大海簸，以前用于收稻谷，现在基本没人会编了。
　　一些老人依然能讲起当年费孝通和张之毅来村调研的点滴故事。61岁的张国春说，1939年秋，他父亲张正美在村里放牛，费孝通和张之毅见到了过来跟他聊天，说要找一个帮煮饭的人，问他愿不愿意帮煮饭。
　　看到两人很善良，张正美答应了。此后一段时间，张正美白天放牛，早晚帮他们煮饭。据老人回忆，他俩每天走村入户，和农民谈心，对沿江两岸的竹林尤其感兴趣，仔细考察，晚上就在村东头旧瓦房里看书写文章。
　　“那时吃的米是走路去外面买来的。”张国春回忆说，晚上没有电，父亲天没黑就要做饭，还得点煤油灯。“那时的生活很简单，去一次县城要买回一星期吃的菜、米和一些肉。”
　　张国春告诉记者，他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造纸，但投入大、收益低，需3个劳动力，还有一头牛才能造纸，人手不够，土纸市场价格低，成本都收不回来，2000年初就不造纸了。“以前村里大部分人都造纸，后面慢慢地不做了。”
　　造纸业的发展，曾经让村民有了更多收入。“那时村里竹子多，纸的用途广。”60岁的李加生1981年开始造纸，当年赚了不少钱。他说，过去九渡村造纸的多，要经过37道工序才能造出纸。“1990年后，就没有什么人造纸了，亏本生意大家不做。”
　　另外，竹制品市场萎缩，能编竹器的老人渐渐少了。会竹编的老人，有的已经离世，在世的随着年龄增长无力继续。中年一代，会竹编这门手艺的不多。因此，近10来年，易村竹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张国春说，自己也会编些花篮、簸箕，自己家用，以前还会拿竹编去市场卖，现在都是机械生产，村里的小作坊没有了。


　　《云南三村》中描述，易村的农作物中，重要的有水稻、蚕豆、玉蜀黍、花生和棉花；农业并不能充分利用易村所有的劳力；村里最易见到的副业是家畜，每家除养猪外，还养些鸡，全村有200多只鸡，还养着不少羊、牛、马等。
　　如今，易村是个集种植业、养殖业于一体的农业村。
　　45岁的马以兵，是村里出了名的种植大户。踏实肯干的他靠着种大棚辣椒，过上了幸福生活。刚从田地里回来的他，跟记者聊起“种植经”。马以兵家里六口人，父母都年过六旬，两个孩子在上学。他说：“种辣椒已10多年，当初不想出去打工，看见人家种就跟着种，最近三四年才开始大规模种。”
　　最初，马以兵只种一两亩，辣椒产量小，就让商客来地里收购。7年前，他家买了辆小货车用来运辣椒到昆明批发。如今，家里种5亩多大棚蔬菜，还有4亩水稻，去年收入逾10万元。“有40多个辣椒大棚，收了40多吨，运到昆明市场批发。”马以兵说，今年已跑了五六十趟昆明。
　　如今，许多村民靠种植大棚蔬菜、苞谷等增收。村干部介绍，村里共有耕地311.3亩，其中水田210.11亩，旱地101.19亩。种大棚蔬菜的有62户村民，面积170亩。
　　不少村民还在政府引导下搞起养殖业。47岁的马以耀，2012年开始养牛，是村里最早投身养殖业的村民之一。他当时不想出去打工，想着也有草料，就去隔壁村买了6头牛，共花了2万多元。后来就越养越多，最多时养30多头，效益最好时，每年依靠养牛就有10多万元的收入。“养牛收入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马以耀告诉记者，客商会来村里收牛，行情好时一个月来一次。
　　49岁的马永发年富力强，初中毕业的他，曾外出打过工。后来，头脑灵活的马永发萌生了搞养殖业的想法，如今家里养着40多只羊、9头牛。
　　据介绍，村里50户村民进行肉牛养殖，养殖场养殖306头，农户散养94头；还有很多农户开展黑山羊养殖、生猪养殖，黑山羊养殖5只以上的村民有28户，肉牛养殖5头以上的村民有13户，生猪养殖5头以上的村民有11户。
　　另外，外出务工也是一部分群众的增收渠道。全村共有劳动力127人，外出务工36户43人，全村整户外出务工有14户，在家务农84人。
　　56岁的马财忠是脱贫户。几年前，马财忠花了20多万元盖起两层小楼。如今，夫妻俩骑着摩托车去工地上班，工地管两顿饭，早出晚归。马财忠说，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易村人民在衣、食、住和其他日用品上能自给的项目很少。”《云南三村》中描述，当时的易村交通和运输艰难，住屋极为拥挤，每户不过占用一楼一底，每间平均要住三个人，一个院子里住上五六家人的都有……
　　进入新时代，在这个安静的小村庄，村民们脚踏实地向着乡村振兴稳步迈进。
　　“去年村里人均纯收入1.5万元左右。”九渡村党总支书记郭春芬说，如今群众日子越来越好，村里基础设施改善了，政府对发展农业支持力度也很大，大棚、水泥桩和薄膜都有上级补助，种粮补贴、草原生态补贴都发到了村民手里。
　　记者走访看到，村里交通基础设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住上两三层的房子，有的还买了小轿车。马安忠面带笑容告诉记者，这些年，村里人居环境、公共设施、乡风文明等方面都变好了，路通到各家各户门口，田里打通了机耕路，干活更方便，以前辣椒各家要挑到大路上，现在客商直接到田间地头收。
　　马以兵家的三层楼房装修精致，窗帘是定制的，玻璃门7000多元，三道门就花了2万多，家里买了两个冰柜、一个冰箱、一台大彩电，还用上了智能茶吧机。马以兵笑着说，眼前，要供小孩好好读书，希望他们走出去，在外面工作。
　　依靠发展教育，村里培养出更多大学生走出大山。让马财忠欣慰的是，大儿子马永涛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从事设计工作，月薪5000多元，还在昆明买了房；二儿子马永高学习汽修专业，在福建一个电池厂工作，月收入四五千元。“年轻人通过上学，不用回来种地了。”马财忠说。
　　1990年，费孝通勉励当地干部“要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积极带领人民群众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历史上，村里引种竹子最早用于加固河堤，此后竹子与村子的发展息息相关。记者走访时深切感受到，在乡村振兴路上，这个小山村的竹子依然大有文章可做。
　　据村民回忆，费孝通1990年回访川街乡（今恐龙山镇）时，问了易村的农田、竹林、造纸和竹编手工业及学校情况后说：“你们那里的竹器编织很好，但现在还是老式样，没有创新。要想法编织出新式样的竹器。没有技术可以学，式样新了，就可以卖好价钱。有了钱就可以修路、盖房子、办学校。”
　　在当地干部群众看来，发展竹产业应当进一步完善竹子产业建设总体规划，因地制宜扩大竹子种植规模，适当引入不同的竹子品种，采摘竹笋，探索建立竹子深加工工厂，着力提升竹材的综合利用率，开发竹桌、竹椅、竹凳和各类小工艺品。




　　“和80多年前相比，村子变化太大了。”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中卫社区党总支书记冯志坚领着记者沿七星街走进“玉村”。他说，当年七星街是条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土路，两边是农田，走到底是一些高矮不一的土坯房，玉村是个城郊贫穷的村落。
　　《云南三村》中写道：沿着南边的主要村道走去，两旁多是残破不完整的蜗居。有的构筑材料，夹插了一部分烧焦过的木头。有的墙角边还保留着烟火薰炙的痕迹。有的空地上剩下三几垛剥落的土垣。
　　如今，七星街干净平坦的水泥路面宽9米左右，道路两侧楼房林立、店铺云集，车辆川流不息。记者沿七星街进入“玉村”，感受到蓬勃生机和发展热潮。走到社区居委会办公楼前，树龄逾百年的两棵大榕树枝繁叶茂，遮蔽了半街。“当年的房屋都不在了，只有这两棵古树保存下来。”冯志坚说。
　　从农田、土路、低矮蜗居房、面带愁容的村民到大街、高楼林立、来往穿着时尚的居民，大榕树下的变化是玉村蝶变的见证。现在，榕树附近区域成为务工人员集中“找活”的“市场”，招工者根据需求一声呼喊，大家围聚上来，符合条件者便被招走上工。
　　《云南三村》记载：“当1940年我们去玉村时，全村156户、785人，共有农田556亩、菜地109亩。”当地村民积极发展蔬菜种植，“一年四季地上都长着蔬菜，几乎没有一块地会有一个长期间闲下来”，“全村出产菜蔬除小部分（约为六分之一）自给外，其余大部分均卖出去，一般菜蔬均藉街子这一贸易机构卖给本县农家当日常菜蔬消费了”，后“近年来昆明人口激增，菜蔬需要大，一部分菜蔬运去昆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卫轻工业发展较快。1990年后，建筑、建材、印刷等企业快速发展。1998年起，实施企业改制，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发展。随后，中卫城市化进程加速，由农村社区逐渐转型发展为城市社区。现在，这里先后建成小百货、蔬菜、水果、粮油等市场，成为红塔区乃至玉溪市较大的物资交易中心。
　　红塔区文管所所长白光祥说，现在中卫成为城郊物流商贸基地，是玉溪中心城区西边门户的前突区域，辖区总面积1.33平方公里，辖9个村民小组，人口4540人，玉溪大河、昆玉高速公路、老昆玉铁路穿境而过。
　　以前中卫居民住房大部分为土木瓦房，1996年开始实施旧村改造，新住宅大部分为钢混或砖混结构房屋，2003年人均住房面积逾77平方米。
　　中卫4组引进资金建设的彩虹商业广场，集地摊经济、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被当地人称为“淘宝街”。淘宝街长180多米，除固定商铺外，每天18时至22时，道路中设临时摊位。来自中卫8组的“职业摆摊人”万琼已经在淘宝街经营服装摊位多年。“一天工作6小时左右，一年能有五六万元的收入。”万琼说，白天可以在家里照顾老人、小孩。

　　“商铺加临时摊位逾200个，现在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点’，很多外地人到玉溪也会过来玩。”淘宝街管理人员钱金玉说，每晚接待数千人，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消费者超万人。


　　80多年前，张之毅到玉村调查时，农业是村里的主导产业，村民以耕种田地和经营菜地来获取收入。因地处玉溪城郊，靠近马帮大站，交通便利，玉村“在农业经营上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
　　《云南三村》中描述：玉村人主要的农业，就是耕田和种菜；织布是比较普及的生产活动，其次要算养鸭了；玉村大多数人家无由累积财富，村里的财富始终限于随聚随散的一种局面，很少能超脱这种局面而致富的。
　　如今，城市工商业异军突起取代农业，成为玉村经济活动主角。征地后留下的集体预留发展用地，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为让无地农民重新上岗，玉村坚持以市场建设为龙头，立足实际，利用靠城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走服务于城、得益于城的路子。
　　20世纪90年代初，中卫社区1组至4组自筹或引进资金，先后建成彩虹批发市场、旧货交易市场、彩虹家私广场、彩虹商业广场、水果批发市场5大专业市场，形成核心圈。
　　60岁的中卫4组居民冯志明和老伴唐玉芬在彩虹小百货批发市场内经营着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店。“刨除每年的租金，看店一年的收入约五六万元。”冯志明说。这仅是冯志明家收入的一部分。61岁的唐玉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3年，中卫4组每人分红11500元，年纪60以上的老人每月增发养老金300元；中卫社区每人每年返补和慰问850元。此外，家里还有面积80平方米的一块宅基地，已建起6层小楼，一层做仓库，二层三层出租，四至六层自住，每年还有很可观的房租收入。
　　在中卫社区，像冯志明家一样的家庭不在少数，劳动报酬、集体经济分红、房租构成了当地居民收入的三个主要来源。
　　红塔区北城街道居民张丽今年36岁，她和丈夫在彩虹批发市场从事蔬菜批发已10余年。“两人忙不过来，又聘3个人帮忙，每天毛利润在千元左右。”张丽说。
　　市场繁荣带动了市场周边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目前，第三产业已成为中卫社区的支柱产业。居民开设小旅馆50多家，每家年盈利8万元左右，居民房屋租赁平均每栋房年收入2.5万元。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吸引外村人前来寻找发展机会。来自昭通的杨成翠在中卫开了家餐馆。“这里的市场吸引了很多人过来做生意、打工。”她说，来店里吃饭的，大多是在周边打工的人，只要市场生意好，饭馆的生意就不错。
　　专业市场为各小组带来可观的集体经济收入，2023年小组及居委会集体经济收入2885余万元，9个小组的分配总额2109万元，分配最高的第4小组人均11500元；社区还从自身产生的集体经济收入中对享受集体利益分配的人员、60岁及以上人员给予返补和慰问，年发放总额146万元；1至5组额外发放老年人养老金总额225万元。


　　《云南三村》中，根据玉村家庭收入由高至低，将当地农户分为甲乙丙丁四类。“首富”冯石生家、房东冯永安家归入甲种农户，张忠汉家归入丁种农户。
　　冯石生的孙子冯福林是中卫1组居民，今年83岁。“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运动1小时。”冯福林说，日子比过去好多了，最大的心愿就是身体健康，多出去走走，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冯福林介绍，当年，村里的土路路况不太好，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村民沿着这些路外出做生意，从玉村去昆明得先坐汽车到昆阳，再从昆阳乘船去到昆明的大观楼，耗费大半天时间。
　　现在出门比过去容易多了，可开车走高速路，还可坐动车。自己和老伴每月能领政府发的养老金，每年还有村组的分红、“养老红包”，钱足够用了，也住上了带电梯的楼房，每年都可到省外去看看，北京、西安、上海等这些地方都去过……满脸笑容的冯福林打开了话匣子。
　　张之毅在到玉村进行调查时，住在当地村民冯永安的家里。写《云南三村》时，张之毅便把冯永安称为“东家”，冯永安也是冯志坚的曾祖父。
　　“冯永安有8个儿子，我爷爷排第三，早年当过兵，后来回村经商；爷爷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爸爸是老大，在村里种菜。”50岁的冯志坚曾听长辈说，当年家里生活不太好，曾祖父有双胶底鞋，平时舍不得穿，就把它挂在腰间。
　　1996年进入社区工作、2003年入党、2016年任中卫社区党总支书记……冯志坚坚守在家乡为当地居民服务。
　　目前，冯志坚一家4口人住在中卫村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楼房里。他们家占地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的5层小楼对外出租，妻子和儿子、儿媳妇都有工作。“现在的生活比当年先生们笔下的生活可好多了。”冯志坚翻开手边的《云南三村》说，自己常看书里面讲玉村的部分。
　　冯志坚说，现在我们中卫的致富带头人很多，财富水平超过当年的“首富”不知道多少倍，冯亚斌就是其中的代表。
　　45岁的冯亚斌是中卫2组的居民。虽一直在外打拼，但冯亚斌对家乡始终保持关注。2011年，村组计划转变彩虹蔬菜批发市场集体经营模式，引入懂运营懂管理的团队。得知消息后，冯亚斌决定回村试试。通过招投标，冯亚斌团队着手管理蔬菜批发市场。“有时间，我都会到市场里面去转转，听听商户的意见，自己做过生意，懂得他们的艰辛。”冯亚斌说，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家乡。
　　最近几年，冯亚斌瞅准时机投资建设市场。目前，除中卫以外，他在红塔区投资数千万元建设运营着海鲜、农贸等3个市场。“党的政策好、社会氛围好，才让这些做生意的人，有了敢闯敢拼的底气。”
　　在中卫，不仅有冯亚斌这样闯市场的代表，许多当年书中介绍的人物的后代也过上了前辈人想象不到的生活。张兴荣今年44岁，是张忠汉的后人。“以前爷爷、爸爸会用扁担挑着木工工具，走乡串寨。”张兴荣说。
　　目前，张兴荣和妻子杨丽萍利用自建房开了个小杂货店。他们还成为桶装水代理商。杨丽萍说，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学习，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中卫的变化，被82岁的非遗剪纸艺人冯光祥看在眼里。随着剪刀上下翻飞，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被制成一幅幅精美的剪纸画。
　　近日，冯光祥在朋友圈展示他的新作品：用精湛的技艺还原了《云南三村》的封面，画里的费老笑了。“如果费孝通先生能看到村子现在的景象，一定会非常欣慰的。”冯光祥说。
（本报记者王长山 伍晓阳 江文耀
丁怡全 林碧锋 赵彩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