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国，各地市党报多以行政区划命名，位于安徽北部的宿州市与众不同，它的市委机关报名曰《拂晓报》，今年已85岁。
　　走进《拂晓报》的报史馆，上下两层约1600平方米的展厅深沉记录着这份地方党报85年的光荣历史和红色基因，其中一面墙更“镌刻”了一段特殊的缘分——“新华社与《拂晓报》”。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新华社的分支机构和新四军创办的《拂晓报》，在烽火硝烟中“牵手”，并肩战斗，共同见证中国革命的“拂晓”。


　　“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要在拂晓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这是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为《拂晓报》撰写的创刊词。
　　1938年秋，抗日烽火燃遍中原，中共中央决定由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当年9月29日，游击支队誓师东征，就在那天，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竹沟镇一个农舍中，《拂晓报》诞生了，彭雪枫为其题写了报头。
　　短短8个月后，《拂晓报》开始接收新华社的新闻。当时报社还没有自己的电台，新华社的新闻都是由司令部电台代收、代译。
　　二者真正的“牵手”从1943年前后开始。当时新华社淮北支社成立，设在新四军第四师宣传科，受新华社华中总分社领导。不久后，支社和《拂晓报》记者合一、合署办公，配备有收发新闻的电台，建立有报务组、译电组，接收新华社电讯。
　　当时，新华社电讯是地方党委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全国战局的唯一渠道。电台昼夜不停，需要通过手摇马达供电，人手不够的时候，社长、记者也要上阵参与摇机。
　　淮水两岸、涡河之滨，新华社和《拂晓报》的战士们一手扛枪、一手握笔，怀揣着记者证，紧随党的脚步。部队走到哪里，根据地建在哪里，新华社分（支）社和《拂晓报》就办到哪里。
　　1946年11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集中兵力向淮北解放区发动进攻，拂晓报社30多人与2000多名留在淮北的干部、战士被围困在洪泽湖。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坚持在湖上的渔船里办报。
　　在船尾，他们用两根竹篙架起天线，收报、翻译；在船舱，他们用木板搭起台子，手工刻起钢板；刻好、校对后，就拿到船头油印……
　　他们在湖上收到的第一份电报是由延安发来的《解放日报》社论，题为《战局正在变动》，湖面上的部队终于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12月7日一早，湖上的第一期报纸——1150期《拂晓报》出版，报社同志们划着小船把新印的报纸分发到各个连队。
　　58天湖上办报，《拂晓报》出了近20期，几乎每条船上都有报看。新华社记者、《拂晓报》原副社长欧远方撰文回忆，当时有的战士撑着小船前来，把耳朵贴在报社的船帮上，“听到滴滴答答的讯号声，才能安心离开”。
　　7年，新华社分支社虽然历经多次变迁，却始终与《拂晓报》“并肩”，凭着坚定信念、一腔热血，把一期又一期带着油墨香味的《拂晓报》送到广大军民手中。那时，曾有一位重庆读者致信新华社记者、《拂晓报》编辑庄方：“《拂晓报》简直像天外来鸿，读了报道，感动得热泪滚滚。”
　　新中国成立后，《拂晓报》成为中共安徽宿县地委机关报，1950年开始，停刊了5年。同一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决定，新华社各总分社、分社和支社除向总社发稿和印发总社的稿件外，不再单独对外发稿；所有人全部交新华社统一调度。至此，新华社、《拂晓报》的记者们相互道别、奔赴各地、开枝散叶，在各自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了。


　　时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的范长江，曾在拂晓报社就敌后办报问题，对淮北新闻界作了长篇讲话，发表了深刻、中肯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上，《拂晓报》得到许多来自新华社的指导，如工作中实行主力军（记者）、民兵（基干通讯员）、自卫队（通讯员）三结合，采访的群众路线、新闻必须真实等。《拂晓报》与新华社分（支）社共同采写的重大新闻，也经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这些报道中听得到胜利的炮响和前进的脚步。1944年，新华社总社在给华中总分社的电报中指出“新闻报道要适应战时农村环境”。根据这一精神，淮北支社及《拂晓报》把胜利的战报、抗敌形势等传递出去。
　　抗日战争时期，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以及民兵在淮北对敌伪作战频繁，他们攻据点、炸碉堡，反“扫荡”、反蚕食，作风英勇顽强。《拂晓报》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云梯穿过深沟高圩，战士们如同飞一样，非常敏捷地冲上去了……”当年的战地通讯《西征记》生动记录了新四军“一路向西，一路胜利”的振奋场景。
　　面对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浴血奋战。摧枯拉朽之势在《拂晓报》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为庆祝“我军西渡重建淮北一周年”，《拂晓报》一口气出了十个版面纪念特刊，公布了一年战绩：“歼敌七千余人……重建了八个县地政权，收复了淮北三分之一的地区”。
　　——这些报道中看得到军民鱼水情，看到一个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党。“有群众在，就有本报在。”一篇《拂晓报》的社论这样写道。第500期时，彭雪枫曾寄语：“向着‘全党办报’‘全根据地人民办报’的路走去！向着以工农兵的语言，以工农兵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路走去！”
　　进入城市以后，《拂晓报》在各县配备了专职的通联干事，建立了通讯组，形成了一个分布城乡的通讯网。有史料记载，《拂晓报》一度组建了3000多人的工农兵通讯员队伍，近1000个通讯组，成为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千里眼”“顺风耳”。
　　大家亲切地称《拂晓报》为“我们的报纸”。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有的战士曾提议把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节约下来购买纸张，以保障《拂晓报》按时出版。
　　淮海战役中，《拂晓报》生动反映人民战争的景象：淮北人民把省下的一针一线、一个鸡蛋、一朵棉絮、一粒粮食都拿出来支援前线。在通往淮海战场的大路小道上，拥满了支前的队伍。妇女们夜以继日磨面、做军鞋……
　　——这些报道向世界呈现立体真实的中国革命。“祝你们建设幸福的生活和健全进步的社会。你的忠实的朋友笛尔坎纳。”一位加拿大园丁给彭雪枫将军的信，被刊登在《拂晓报》上。信中，这位外国朋友对中国人反法西斯暴行，与侵略者英勇作战钦佩不已。
　　不仅在边区、根据地发行，《拂晓报》更被寄往全国甚至海外。在豫东党组织的帮助下，利用地下交通线，《拂晓报》被辗转运输到重庆及西安，发行到昆明、贵州等地；经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帮助，利用“保卫中国同盟”和“国际新闻社”，《拂晓报》走出国门，寄发至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国家；还有的通过领事馆，在苏联多个城市发行。
　　新中国成立前，《拂晓报》已经出版超过1500期。烽火间，这份报纸常年发行2500份以上，最多的时候超过4000份。


　　“炼思想，炼韧性，也是炼人。”被称为《拂晓报》创刊“三元老”之一的单斐同志曾这样总结办报经验。就在这样不断锤炼的时光里，一批拂晓报社的记者、编辑走向新华社在全国各地的岗位。
　　曾是《拂晓报》记者的戴邦在战场上收集了一本群众语汇，记录精彩的“庄稼话”，也用群众语言写作出一批具有清新风格的新闻通讯。他说：“人民新闻工作者和人民朝夕相处，一起上冬学，一起组织农会、减租减息，一起报名参军、反扫荡，一起下湖割苇子、开荒种地，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草铺，真是生死与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革命期间，戴邦曾任新华社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副社长、华东野战军分社采访部副主任。1955年后，历任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拂晓报》原社长邓岗后来成为新华社副社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曾在《拂晓报》工作的沈定一改做国际报道，曾在越南河内、印尼雅加达等多个新华社国外分社驻外，历任新华社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等；曾为《拂晓报》记者的杨居人，后来调回新华社总社当编辑、记者，他于晚年执笔写成《拂晓报史话》，成为了解我国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文献材料。
　　拂晓报社总编辑刘丽回忆，20世纪80年代，《拂晓报》迎来创刊50周年，拂晓报社记者前往北京拜访老报人：邓岗得知要租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时，说“不要浪费”，执意在他家里开座谈会，并准备了丰盛的冷餐；年事已高的戴邦坐在轮椅上接受记者的采访；张景华把记者请到家中，赠送了他们20多张珍贵老照片。
　　“战争年代，报社先后有15名烈士血洒疆场，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拂晓报》老报人宋建国介绍，1944年9月彭雪枫牺牲后，时任《拂晓报》记者的张景华和多位战士奉命转移他的遗体。回忆起这段往事，张景华数度哽咽：“在彭师长的遗物里，我们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拂晓报》合订本，封面上是师长手写的一行字——‘心血的结晶’……”
　　85年，超过1.7万期，历经铅与火、光与电、数与网的迭代，《拂晓报》已形成集报、网、微、屏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矩阵。
　　如今的新华社拥有31个国内分社和182个驻外分支机构，每天24小时以15种语言不间断地向全球发布新闻信息，正在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的道路上踔厉奋发、阔步前行。
　　党的新闻事业在革命烽火中诞生，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在艰苦卓绝中成长，于时代大潮中发展。2023年4月6日，《拂晓报》报史馆开馆，1个月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们前来，与《拂晓报》的同仁们一起，为社史教育基地揭牌。
　　新华社与《拂晓报》，缘分正在延续。
　　“一代代新闻人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信念，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新华社和《拂晓报》的缘分就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拂晓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武华峰说。
　　　　（本报记者刘菁 陈诺 马姝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