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10部门《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
　　在绝对贫困消除之后，我国仍存在少数低收入人口和困难家庭，成因更加复杂，也对帮扶救助工作提出更加多样化的需求。
　　如何更精准、更有效地满足这些困难家庭多样化的帮扶需求？上海长宁区开展“艺术护照”项目，带动1000余位困难家庭儿童走进艺术课堂，让他们通过另一本“护照”，看见人生另一番景色。



　　本报记者徐欧露

　　从小奇家到上海艺术品博物馆（下称艺博馆），全程2公里，走路20分钟，骑电动车的话，三两分钟就到。
　　这家坐落在上海长宁区天山公园里的博物馆，他们路过好几次，从没进去过。
　　2016年，街道主动找上门，说有个叫“艺术护照”的项目，每周末让孩子去艺博馆学艺术，不花钱。“来上课吗？”
　　作为困难家庭，政府给的向来是救助金、米面油。艺术课？没听过。
　　“表都没填一张”，4岁的小奇成为“艺术护照”第一届学生。7年过去，长宁区1000多位和他一样的低保、低收入等困难家庭孩子，在周末走进了这家博物馆，从素描排调子学到油画的点彩法，从印象派毕沙罗听到写意国画到底是用生宣还是熟宣。
　　让4岁的孩子越过2公里走进一堂艺术课，背后是一个国家走了数年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社会救助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单一型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转型，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理念、方法乃至体系的变革。
　　上海长宁区2016年开始的“艺术护照”项目，是率先启动的探索之一——不再停留于给困难家庭现金或实物，而将发展赋能的社会救助服务，放进了政府菜单。
　　7年来，“艺术护照”到底带来了什么？又是怎么带来的？


　　在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社区救助顾问施元雯的印象里，变化起码在十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救助金和米面油被定时精准地发放到低保、低收入等困难家庭手中。回访、发放，再回访、再发放，几年下来施元雯发现，为什么一些有基本能力的家庭即使再努力也总是没法脱困？她逐渐意识到，只“发袋米给点钱”可能不够了。
　　在这个全国少数一幢写字楼的年税收可能超过一个县的城市，极少数困难家庭之“困”呈现的是另一种面貌。
　　困难家庭之“困”，外面看几乎了无痕迹，每一位申请救助者都衣着体面。观察一段时间，端倪就出现了：自强的努力，由于受教育水平低、技能不足，频频遇阻；自卑、焦虑、社会融入难等问题也更容易将他们击中。
　　他们的帮扶需求更复杂，能力欠缺和精神贫困更突出的特点，让施元雯和同事感到有些棘手。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林闽钢教授更早意识到这个问题。2010年，他在论文中写道：“随着社会救助对象需求的多样化，社会救助的重心会从生活救助向能力救助转变。”
　　十年后的2020年，他的团队受长宁区民政局委托，在当地做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相比单一的实物，困难家庭对救助服务的需求“十分强烈”。其中多数困难家庭子女教育负担重，近三分之二有儿童的困难家庭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的救助服务项目，帮助困难家庭缓解育儿压力。
　　长宁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徐军参与了这次调研。他记得，这还是“艺术护照”实施4年后的情况。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针对困难家庭儿童的非物质帮扶的想法，在长宁萌生了。
　　没想到，刚开始的两年流了标。当时，社会救助仍然集中在物质层面，非物质、精神层面的救助即使有尝试，也多是活动，不够系统持续。大家看不到可能的模式和收益。
　　2016年，艺博馆理事长胡木清听说了这个项目，很早就关注到儿童心理问题的他，觉得太重要了，拍板，投标。结合民办博物馆的特长，他们决定以艺术为载体进行德育美育。
　　具体怎么设计，没有参考。大家反复商量，形成了几个共识。
　　首先被确定下来的，是尽量多地惠及困难家庭儿童。经过商量，年龄段定为3-12岁。从艺术角度，3岁已经可以握笔，12岁面临升学，精力少了。从人格角度，3-12岁正值性格塑造、知识储备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急需加强正向引导。
　　再者，不做活动，要做项目。不论艺术还是精神滋养，都需要时间。他们决定每轮服务以一年为周期。
　　大家还一致认为，学艺术技法不是主要目的，而是要以艺术为载体，融合心理慰藉、社会支持，“去爱、去关怀、去帮助”。
　　给项目起名时，有人提到世博会的“世博护照”集章很有意思，何不叫“艺术护照”，上一课盖一个章，集齐有奖励。
　　一切在谨慎中开始了。第一年，只在一个街道试行。根据街道提供的困难家庭儿童名单，居委会和艺博馆一家一家问，只要感兴趣，都能来。
　　没人上过这样的课，有家长觉得“免费的能好吗”，有人以为就是来走个过场，不少人担心项目的“诚意”，万一上两节课收费怎么办？一个被多次提及的不能参加的理由，老师们也没料到——孩子没人送。一些父母周末要外出打工，把孩子锁家里更省事；一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家中老人觉得麻烦或送不了。
　　艺博馆宣教部副部长、项目负责人梅婷婷和同事把老师们的简历贴出来打消顾虑，给家长做工作，好说歹说，终于凑够了预设的50个名额。
　　那是2016年的冬天，谁也没想到，它会“弄这么大、持续这么久”。


　　拘束。
　　这是不少老师对新学生的第一印象。
　　艺博馆展陈设计部部长韩蓉是“艺术护照”项目的老师之一。她记得，刚开始，班上孩子都不怎么讲话。有孩子不敢自己坐在座位上，必须拉着父母的手；有的性格孤僻，带着戒备。韩蓉觉得，他们有种“被困住太久”的感觉，“特别希望孩子能放松下来，随心所欲做一些事”。
　　梅婷婷说，最初课程居多，但渐渐发现活动更能敞开孩子天性，于是内容越来越丰富，最终固定为艺术课程培训、艺术文化活动、艺术场馆参观、艺术主题讲座四类。
　　踏进这里之前，大多数孩子没接触过艺术教育。还有人跑来问老师：“什么叫护照？”
　　考虑到这些，课程设计都从零基础开始。孩子们学过素描、动漫、国画、油画等十几门美术课，不仅听过宣纸刺绣、吹糖人、埃及纸莎草纸画的讲座，还亲手做过。他们在母亲节学花艺、春节玩翻花，去过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游学。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是放松，到郊区采摘。
　　知识之外，还有见识。博物馆邀请丹麦、阿根廷、捷克等国总领事和孩子们见面，介绍本国文化。傅抱石的女儿、画家傅益瑶给大家讲美育，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讲纸张的寿命。
　　“我们希望他们就算物质条件有限，但见识过。别人讲起来，不是茫然的，甚至可能比其他小朋友了解得更多。”韩蓉觉得，这关乎“自信的建立”，比学技巧更重要。
　　大约三四年前，韩蓉邀请一位古典吉他演奏家在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听完后，让孩子们把自己的感觉用蜡笔画出来。她把其中一些画做成海报，有美术学院的老师跑来问她，为什么这些设计师都是中文名字？得知是6-8岁孩子的作品后，“很震惊”。
　　也有孩子没能画出来。韩蓉问，你开心吗？对方点点头。一个孩子听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一下哭了。韩蓉觉得，点头和眼泪，比一幅画宝贵。
　　在这里，对能力的批评是不存在的。老师们的原则是，不要评判做得好还是不好，要发现闪光点，让孩子们被肯定。
　　有的孩子手工做得不精致，韩蓉会说，但是你动手比较快，不磨蹭。他们还会引导家长，不要说别的小朋友多好，你不行，不是这样的。
　　接受采访时，提到孩子，韩蓉总爱说“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自己”两个字咬得重。小奇奶奶至今记得，第一届“艺术护照”的开班式上，小奇跑上台要求发言，他太小，够不到话筒，一位馆领导就全程抱着他，凑在话筒前。
　　不平等和缺失，在这里被努力熨平。只要有可能，项目就会将困难家庭和非困难家庭的孩子安排在一起参与活动。外国总领事来时，一些非困难家庭的孩子会无意间提到自己去过这个国家。韩蓉马上接话：“老师这么大了也没去过，我们以后一起去看好不好？”
　　但更多时候，心疼会被有意收起。他们对上课说话的孩子黑脸，越过人群大喊“谁谁谁给我把游戏收起来”，或者拍着肩膀开玩笑。
　　不为别的，只希望孩子们感到一件事：你和其他人一样，不特殊。


　　在这里，一节课的出勤率常年在90%以上。好几次，台风天，已经通知停课，有孩子就是要来。老师便为这三四个人单独讲，其他人之后再补。这些孩子家里没有私家车，是冒雨坐公交或走来的。
　　谨慎被热情驱散了。2018年开始，“艺术护照”的服务范围扩大到长宁全区，每年的名额从50人增加到200人，依旧“5秒抢光”。一年年下来，用韩蓉的话说，小朋友“只多不少”。他们至今已服务困难家庭儿童1000余位、2万人次。
　　上课就在艺博馆的一间空屋。除了自己的老师，艺博馆和一些院校有实习合作，便邀请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兼职做教师，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一些外请的老师听说是公益项目，授课费也比市面上低。这里还有一支144人的志愿者队伍，每节课都有两位志愿者协助，有专业能力的，还被邀请做助教。
　　采访时，记者问了胡木清一个问题，项目这么丰富，会不会非困难家庭也来参加，占了名额？
　　“绝对不可能。”他说，因为考核严得“没法捣糨糊”。
　　除每年投标时要对全年计划进行一次预审，每个月、每季度、每半年，艺博馆都要上传实时进度到社区公益招投标网。每年，民政局还会按照政府购买服务要求，委托第三方进行两次绩效评估和一次专项审计。
　　每门课、每次活动都要有一本台账，附课程方案、教案、签到表，以及课程不同时段的3至5张照片以证明上课时长，所有照片都要打上日期、地点的水印。
　　审核人员要对比签到表上的字迹，数照片上穿不同衣服的人头。如果某次服务人数不达标，就要补课，补课费由艺博馆自负。审计专家还会随机给家长打电话，问是否参加了项目，满不满意。
　　记者看到这些审计报告和绩效评估报告，里面提出的改进建议包括签到表不能打勾、活动安排不能过于集中、发放物品签收要留痕……他们平均得分在90分以上。“属于优秀，完成得很好了。”徐军说。
　　胡木清坦陈，他们在这个项目上基本收支平衡，有时还亏损一点。不过，他颇自豪地告诉记者，博物馆目前是“良性发展”。他们主业聚焦国际文化交流，成立15年来，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业务体系，其他项目的营收填补了公益的投入，“转起来了”。
　　采访中，徐军一直强调社会组织在这类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解决相对贫困的救助模式专业化了，必须多元主体参与。而从全国看，成熟的社会组织依然稀缺，也是此类项目之前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需要培育，也需要鼓励。
　　“政府给了我们很多。”胡木清说，艺博馆所在的天山公园内的场馆，政府有租金优惠。政府支持人才引进的住房补贴，一般针对纳税大户，现在也向优秀社会组织倾斜，艺博馆有员工已连续两年获得。
　　胡木清用“规范”形容上海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很多事情都有明确规定，但又没有把手脚捆住。”
　　采访的这几天，艺博馆员工分身乏术，他们不光要为接下来的多个新展备展，还要为5A级社会组织复审准备材料——2018年，他们首次获评这一社会组织最高等级。一般来说，级别高，政府采购更有优先权。
　　和记者见面当天，胡木清还要赶去参加一场颁奖彩排，他刚刚被评为长宁区“十优”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得知获奖那天，他还在出差，“十分意外”。
　　在他看来，荣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埋头干活时，感到“有人推了你一把”。
　　徐军认为这就像马太效应：“做得好，获得的荣誉高，等级也高，方方面面会更重视。”
　　单赢的事难以持续。胡木清说，“艺术护照”这样的项目做到的是，让各方都受益。


　　“艺术护照”不是沙漠中的大树。相反，它是一套生态系统——社会救助改革——结出的果子。
　　“困难家庭之‘困’，原因、程度、周期都存在差异，救助的需求更为多样。因此，帮扶起来更复杂、更繁琐，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长宁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昕告诉记者。
　　“‘艺术护照’恰恰伴随着长宁参与全国社会救助改革创新的整个历程。”徐军说。
　　“艺术护照”开启两年后，2018年，长宁成为全国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之一，启动了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改革。这年年底，社区救助顾问制度在长宁设立，线上线下结合，第一次实现了从“坐窗口”到政策主动找人。不久后，困难群众救助需求综合评估体系建立，选取物质、健康、教育、就业、社会支持、儿童青少年家庭6大维度10个指标，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和需求。一套分层分类的“物质+服务+心理”救助体系也逐渐成型，实现针对不同圈层、不同类型的困难家庭提供不同救助服务。
　　多多就是这样来到艺博馆的。她家不是低保家庭，北新泾街道的救助顾问和未保站工作人员摸排时发现，多多无户籍且未就学，属于边缘人群，多方协调后，不仅落实户口和学籍，还配套了“艺术护照”等帮扶项目。
　　“之前来申请，只是给你物质上的，现在精神层面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北新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仲莫测说。
　　就这样，复杂的救助帮扶逐渐汇入一条精准的流水线，经过“政策找人”、需求评估、资源匹配，得到分层分类救助。其中一条支流，最终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了一堂艺术课。
　　在更多地方，匹配正在进行中。
　　2021年初，我国宣告消除千年绝对贫困。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首次提出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并提出创新社会救助方式，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形成“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
　　林闽钢认为，这带来的是一个整体性变化。
　　首先是理念上，少数困难家庭之“困”已不在于生存，而是由于家庭成员自身因素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促进传统的单一现金或实物救助向物质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能力提升和社会融入相结合的复合式救助转变，成为发展趋势。
　　手段、队伍、评估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林闽钢说，困难家庭救助已涉及整个社会治理的内容，需要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系统性、协同性，从更大层面着眼。
　　“整体上，社会救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林闽钢说，较早进入这个阶段的上海，一些经验有可复制的价值。


　　谁也不能准确说清，这7年到底带来了什么。但改变确实发生了。
　　小奇已经11岁，他跟记者细数自己在这里上过的课：动漫、素描、水彩、书法……几乎每一次活动他都参加，虽然会被奶奶埋怨，“一整堂课都在说话”。
　　他爱好广泛，喜欢素描、编程，会吹笛子、打小军鼓。记者问他，学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怕完成不了？他很笃定：“我对未来没有‘负望’的，因为好像我做的很多事都成功了，就不再那么害怕失败之类的。”
　　他细数自己做过的难事：记住很长的单词，考小军鼓，编程也难，还有刚来“艺术护照”时怕同学“凶他”。后来他发现这里这么有趣，担心的事没有发生。
　　去年，他把自己在这里画的一幅画投稿到学校，竟然展出了，得票超出他的预料，虽然不算多，但他还是高兴，因为“获得了别人的认可”。马上，他的画还要第一次出国，由艺博馆组织在伊朗展出。感到自己“艺术天分还是充满全身的”，他觉得长大了“做充满艺术的工作比较好”。
　　和小奇一样，飞明也是这里的老会员了。他喜欢色彩，提到“护照”会想到绿色，“艺术”想到紫色。
　　采访时，妈妈和老师坐在身旁，他突然提出，想和记者单独聊聊。
　　然后，话锋一转，他说自己最近正在设计一款游戏。接下来的10分钟，他详细介绍了设计游戏必须得有的“三个体系”：吉祥物、抽卡系统、高一点的自由性。抽卡已经设定好，现在他正考虑“地区问题”。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实现，“只要给我一个团队”。他打算先学编程，然后组队，最终，他要开家游戏公司。
　　他把“艺术护照”的一次动漫课，视作这一切的起点。“从学动漫开始，我才发现我有多么喜欢二次元。我以前只是单纯想成为画家，现在我不一样了，我想制作出属于我的一款游戏，属于我的新纪元。”
　　当被问到“你觉得艺术对人意味着什么”时，11岁的少年答得很认真。“意味着人类的一个发展。因为艺术不仅可以让人心静，还可以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热爱。”
　　韩蓉几乎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你要是早来三四年，可能都采访不出什么，基本问一句就是停顿、沉默。”她说，现在“老接话茬儿”。
　　当然，这样的蓝图和壮志还不多见。更多时候，细碎、缓慢，才是成长的常态。
　　有些小朋友开始“攀比”，炫耀自己会点什么，韩蓉很高兴。“起码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些内核和精神的东西，变得自信与强大。”
　　改变不只发生在孩子身上。早几年，有家长觉得是不是学好文化课就够了，现在，疑问越来越少，一些家长主动来当志愿者，因为“不是面子工程”，“我们眼界也开阔了”。
　　越来越多孩子知道了什么是护照，有人拿到真的，会来跟老师“报喜”。虽然，他们早已通过另一本“护照”，越过短短2公里，看见人生另一番景色。
　　有一年，画画课上，韩蓉和孩子们又聊到护照。一位八九岁的孩子突然跟她讲，我将来要坐一次飞机的，我要看看那种蓝天白云，我要看看上面的世界。韩蓉说，你一定会坐上飞机的。
　　马上就要升学，课业忙起来了，但今年的“艺术护照”，小奇还是报了名。他骑着滑板车，带着自己DIY的奶茶，冲进了秋天的下午。
（小奇、飞明、多多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