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景”生情“共景”同心,各族儿女一家亲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甘孜实践
“触景”生情“共景”同心,各族儿女一家亲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甘孜实践
(2023-07-28)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塔公村村长尼玛降泽(手举最高者)早年与客人们的合影。 本报记者王京雪翻拍
本报记者王京雪 蒋彤
2022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意见,决定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旅游如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四川甘孜州的文旅故事,或能提供一些启示
“从维护民族团结来讲,文化旅游有利于甘孜州加快融入全省经济文化体系,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要增强政治自觉、把握发展规律,充分激发文化旅游的经济效益、民生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体现甘孜特色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甘孜州委书记沈阳很有信心
茶马古道经过这里,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康定情歌》唱的是这里,格萨尔王的故里与王城在这里,自驾爱好者们熟悉的那句“此生必驾318”——中国最美景观大道G318的核心段也在这里。
这里是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这片广袤的川西高原,占据了四川省1/3以上的面积,自古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近年来,甘孜州成了全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旅游能够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谈到甘孜旅游业的发展,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刘洪深有感受。他建议记者去路上,走村寨、进民宿、到景区体会这种感受。
藏族村长与汉族“老总”——一家景区之兴与一个牧村之变
【旅途笔记】
甘孜人习惯将折多山称为“关”。过了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垭口,就是“出关”。垭口以东是“关内”,以西就是“关外”。
木雅圣地景区位于折多山垭口西侧不远。车子驶往景区高处的观景台,一路常见牦牛群埋头赶路,小牛犊都出生不久,憨态可掬。路边偶有土拨鼠冒头,又迅速缩回。天气不佳,山脚还是蓝天,越往高处,雾气越重。如果是晴天,观景台上,能看到“蜀山之王”贡嘎山,但这一天,我们只能看群山环拥的绿色草甸,俄米曲九转十八弯地流过草原。
“俄米”,藏语意思是牛奶。“曲”即是河。俄米曲就是牛奶河。当地人说,牦牛吃了这条河的水,产的奶就很香甜。映照着天空颜色的俄米曲,晴天时,是草原上的蓝色飘带。在此刻的阴天雾气中,则更接近它的名字,是灰白色的“牛奶”。长久以来,河水滋润和哺育着草原上的生灵,但这条河与它所属的风景从不曾像今天这样,带给这里的人们那么多希望。
2009年,降秋杜吉接到一通让他睡不着觉的电话:“马上过来,村民选你当村长了!”
“那个时候我不太想当村长。”他坦承,“因为我们村太穷了,想不出来怎么发展,各种问题特别多。”
降秋杜吉的家乡——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是个藏族牧村。全村总面积136平方公里,散居着不到200户人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
降秋杜吉当村长那年,村里人还住着帐篷,收入主要靠放牧和虫草。“电、水、房子,什么都没有,矛盾特别多,天天‘打官司’,挖虫草的时候也好,搬家的时候也好,自己村里打,和别村也打。生活没办法过,有年轻娃娃偷牛偷马……我一两个月没睡好,晚上一直在想,我们这个村怎么办?”降秋杜吉说。
走马上任一年多,组织上送村长们出去培训,普通话说得还不怎么利索的降秋杜吉来到杭州,听前来交流经验的浙江代表讲村里怎么搞旅游开发,怎么靠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他想,俄达门巴村邻近318国道和康定机场,有雪山,有草原,有湖泊河流,有高原藏乡特有的风土人情,能不能做旅游呢?
“当时我汉字也写不好,全部在心里记着。”培训一结束,降秋杜吉就拨出一个电话。电话打给了四川泸州的企业家李华能。2008年,李华能随建筑公司来折多山修康定机场,喜欢旅游的他常到机场附近的俄达门巴村一带游玩,还给村里修了条水泥路。
“李总人特别好,我们村老百姓挖虫草的时候去他的食堂吃饭,他也不说啥,也不收钱,就让多做一些菜。”降秋杜吉说。
他操着不熟练的汉语问李华能:“你晓得的,我们村特别穷,我们这边风景可以的,做旅游开发,你觉得怎么样?”
李华能说行,但要全村老百姓都同意。
“老百姓不同意啊!”降秋杜吉叹气,他在村里讲做旅游的想法,村里人表态:一个老板,从那么远跑来这边做景区,那以后我们这片地不全部变成他的了?不行!
降秋杜吉一个月开了近十次会,跟村民解释:地是签合同租出去的,不卖,村民以集体资产入股项目,每年全村保底分红85万元,家家户户都能分;景区会拿出四成岗位,提供给村里,年轻娃娃们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每月工资3000元,优先安排贫困户;景区还会给村民买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做旅游不乱采、不乱挖、不破坏牧场,划进景区的村民不用搬家……
反反复复讲了一年半,总算让全村人点了头。
2014年底,木雅圣地景区开工建设,几乎与此同时,甘孜州全面启动脱贫攻坚战。俄达门巴村赶上了好机遇,水通了,电通了,路通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牧民们建起了自己的新房。
2016年8月,木雅圣地景区开始试运行。2017年景区正式开业,并很快评上4A级景区。
降秋杜吉说,从签订合同到今天,9年来,景区付给老百姓的钱一分也没少过,村里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约3500元,提升至2022年的近2.5万元,成了实践“资源变资产、牧区变景区、牧民变股民”扶贫模式的典范。
“做什么事情,都是刚开始特别特别难。”降秋杜吉总结,和他有同感的是木雅圣地景区副总经理夏雪春。
“我可能注定跟雪域高原有缘分,名字里夏天下雪,春天下雪,一年四季都下雪。”2015年,夏雪春追随李华能,从泸州来到俄达门巴村,参与景区管理。一晃8年多过去,藏族朋友们都说,他已经从汉族小伙变成了地道的康巴汉子。
但最开始真难啊!按照跟村里的协议,景区员工优先录用牧民子女,这些年轻人放着牦牛,无拘无束地长大,不习惯公司管理制度,大部分文化程度和汉语水平也有限,因为没怎么接触过外来人,多少心存戒备。
景区最初外聘的内地管理公司,经验丰富,却在高原上水土不服,退出了项目。夏雪春从中得出教训,要在这个地方扎根,需要耐心,需要磨合,最重要的,要跟大家同甘共苦。
“我们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多民族小家庭。”夏雪春说。他跟藏族员工们一起干苦差事,带头扫厕所,用开水浇冻硬的粪便;带头在暴雪后爬上陡坡铲雪,因为不适应高原紫外线,脸先红再肿,最后四处皴裂。他也跟藏族员工们玩在一起,听他们讲家里的生活,去村里过藏族新年;告诉他们中秋节是团圆节,让员工们带家人到景区里吃饭喝酒,唱歌跳舞……
“我从没在哪个地方工作8年以上,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就希望这个地方好。”夏雪春说。
“大家都喜欢夏总,他这样的人很容易融入我们。”景区点位主管郎支说。今年27岁的藏族青年郎支已在景区工作了7年,是村里头一批到景区工作的年轻人。
郎支以前汉语说得不好,景区开业前,送牧民员工到成都培训,他在那时练好了普通话。
这些年,汉语越来越好的郎支喜欢上喜剧,跟很多汉族游客一样,他最喜欢的演员有沈腾和贾玲;他结识了不少游客朋友,最好的哥们儿是个成都大哥,两人无话不谈,见面会约着一起打台球;景区做滑雪场时,他学会了用造雪机、开压雪车,很是得意;他在工作中喜欢上摄影,得过景区摄影大赛第二名……
小时候,郎支跟着家人去过成都,他觉得外面的城市像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现在,对外面我不陌生了。”郎支说。
“我们老百姓现在日子好了,纠纷也没了。以前我要一直坐在村活动室,来‘打官司’的谈完一个又来一个,现在没有‘打官司’的了。”降秋杜吉发现,村里风气有了许多变化。“过去我是村里普通话说得最好的,现在老百姓都说普通话,年轻娃娃普通话学得太快了,我快成说得最差的了。过去老百姓住帐篷,没得条件洗脸洗脚,现在都爱干净了。过去老百姓不愿汉族人来做景区,现在欢迎得很。老年人原来说读不读书反正有牛放,现在都说娃娃必须读书哦,有的每天开车几十公里路,送娃娃上学,变化大得很!村里年底还给读书厉害的娃娃颁奖,给他们的爸爸妈妈献哈达。”
“我弟弟现在读大专,爸爸妈妈以前希望他当喇嘛,但我和妹妹都希望他上学,这样不管他以后做什么,都有更好的能力。”1993年出生的尼玛卓玛,家里过去是贫困户,一家老少常年挤在一顶小帐篷里。如今,他们搬进了宽敞的新房,妹妹进了景区工作,卓玛开了家小卖部,手机微信里加满跟她订购牦牛肉干、虫草等特产的游客。
去年,这个漂亮姑娘开了抖音账号,叫“雪山下的卓玛”,边分享家乡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边带货,已经积累了十几万粉丝。
降秋杜吉看着卓玛,又想起村里的一大变化:“卓玛2018年入的党,原来这村上党员少,现在不一样了,入党都愿意得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俄达门巴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降秋杜吉还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了奖。
“旅游做了这么多年,最欣慰的是看到村里老百姓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转变。”李华能说。这位被当地人称赞“极有情怀”的企业家,并不擅长谈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情怀”。
如今,他已经定居甘孜。“我小孩也辞职过来了。他从伦敦大学毕业后在证券公司工作,我说你还是要过来接接地气。因为疫情影响,我们这几年比较难,现在游客开始恢复,相信会慢慢好起来。”
“我们这个村子,以前没有其他民族的人,都是藏族牧民。”景区总经理兰卡泽郎过去做过乡干部,在他看来,景区的开办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融合。“因为发展旅游,汉族老板和汉族员工来这里扎根,跟藏族员工成为同事,然后成为朋友。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里旅游,和景区里的藏族员工有了交流,加了微信,也成了朋友。有些客人来了一次,下次还要再来看这些员工。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这里后,了解了我们这里实际是怎么样的,村里的老百姓也了解了我们内地的企业家,会为我们本地的发展做这么多贡献。”
远方的客人来过又再来——一家客栈与川藏线上的风景
【旅途笔记】
屋外落着冷雨,但在“布珠民居三姐妹”客栈,这是又一个热气腾腾的早上。57岁的女主人邓珠翁姆插着手在餐厅里踱步,关注每个客人的盘子,一会儿加勺粥,一会儿加个馒头。
前一天店里住进70多个客人,大都慕名而至。有人说“三姐妹”客栈是川藏线上骑行、徒步、自驾游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点,有人说这里是318国道上最温暖的歇脚处。紧挨国道的院落里,三栋藏式小楼像三个漂亮盒子,收纳无数过客的故事。
早餐时间,客人们有的默默喝着酥油茶,有的和同伴商讨路线。即将继续上路的摩托骑士今年66岁,从呼和浩特独自骑行进藏。邓珠翁姆拍拍他的背,叮嘱他注意安全,又问他是不是蒙古族的,身材魁梧、嗓门洪亮的骑士说自己只是看上去有点像,“咱们都是一个大民族的,中华民族!一家的!”邓珠翁姆跟着点头:“对的,对的。”
院子里,男主人布珠和弟弟甲他正忙着把一批自行车固定到小客车车顶架,这种天气,部分骑行客会放弃骑行,选择搭一段老板的便车。
“布珠民居三姐妹”客栈,位于雅江县剪子弯山下的相格宗村。村名翻译过来,意思是“狼村”,据说此地过去常有狼出没。
2007年,时任雅江县旅游局局长刘洪到布珠家做客,建议他们利用紧邻国道的优势,开家民宿。“他说甘孜的风景好,以后这条路上游客会越来越多,开民宿不用多大,但要干净,收一点钱,你们也有旅游饭吃。”邓珠翁姆回忆。
由此,从藏房里的10个地铺开始,布珠一家与五湖四海的游客们开始共同打造一家川藏线上独一无二的客栈。连客栈名字都是大伙一起取出来的,最早叫“布珠民居”。有客人觉得这名字还不够独特,说你们家有三个女儿,为什么不加上“三姐妹”呢?
“我们家的第一个大招牌,也是客人给做的。”三姐妹中的三妹格德措姆说。客栈刚开业时,三妹还在读小学,4年前她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经营的主力。
做招牌的客人叫孟鑫。2010年,他从四川雅安徒步进藏,投宿在布珠家,是店里最早的一批客人。
“阿妈那时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只对着我笑。二爸甲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刚进店,他就问我喝不喝酒,我说不喝,他把酒打开递我面前,又打开一罐红牛,摆出瓜子、花生……”孟鑫当时心里一惊,心想这不会是要强买强卖吧?酒水钱怎么算呢?但很快,他就知道,这不过是主人们生怕没招待好他的拳拳盛意。
13年过去,孟鑫还记得许多画面:二爸甲他蓄着披肩发,大爸布珠扎长辫,穿马靴。房间那么干净,被子都是新的,有新棉花的气味。
他一下就喜欢上又热情又害羞的主人们,看他们不会招揽生意,客人不多,孟鑫忍不住站到门口,帮店里揽客,又去雅江县城买材料,给客栈做了更醒目的招牌,还让店主们买笔记本,告诉他们可以拿来给旅客留言。
主人们也喜欢孟鑫。家里当时养着一头小奶牛,每天能产一小锅牛奶,孟鑫住店那几天,这一小锅奶只给他一个人喝。一起聊天时提到松茸,第二天,餐桌上就能看到特地做给孟鑫的炒松茸。
“最后他们还不肯收我钱,一分钱没收。”孟鑫说,离开客栈前一晚,邓珠翁姆和甲他忙了一宿,给他烙了好多青稞饼。为轻装上阵,孟鑫只带走了四块,又把一个用不到的饭盒送给了店主们。
孟鑫离开后,邓珠翁姆哭了好几天。“客人住久了,像一家人一样。”现在提起孟鑫,她眼睛又湿润起来。
2020年,孟鑫临时起意,和朋友自驾重走十年前的路线,再次来到布珠家。店主们张罗了一桌肉,邓珠翁姆搬出一箱留言册,孟鑫在第一个本子上看到自己十年前的字迹。
一起聊着天,邓珠翁姆突然打开橱柜,取出一个饭盒。“刷得干干净净,那一瞬间,我感到我的三观被重塑了。”认出自己当年留下的饭盒,孟鑫边笑边掉泪。
“十年过去,你失去了很多东西,遇见了很多事,做人的底线都忽高忽低。但在这个地方,有人帮你保管一个最不起眼的饭盒,保管了十年。那十年,我们基本都没联系过。”孟鑫说,“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他感受到布珠一家的爱,感受到慈悲和美,想起那句:“天地有大美而无言。”
“三姐妹”客栈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很多人来过又再来。一年无论淡旺季,住宿价格都不变。开豪车、带保镖的老板和风尘仆仆、骑废弃单车来此的客人会得到同样热情的笑脸。后者往往受到更多照顾,遇到有困难的客人,邓珠翁姆总是想方设法不收钱,说收钱心里不舒服,还时常给没带够保暖衣物的客人送衣服。三妹个子高,又爱穿宽大的休闲服,“牺牲”最多。
客栈主人珍惜与客人们的相逢,保留了从开店起收到的每一条留言。住客们先写满几十本留言册,又写满了几个房间的墙壁。
三妹指着天花板上的猪脸涂鸦和旁边写着的“措姆小猪妞”,说这是2012年住店的几个汉族哥哥画的,她教他们说藏语里的“猪”,骗他们这个词是“美女”的意思。现学现用后发现真相的客人们,边笑边往客栈墙上画了许多猪。
“写留言的人现在都好吗?”格德措姆感叹。她和姐姐们几乎是客人看着长大的。小时候,她们教各族客人穿藏装、跳藏舞,客人们给她们讲外面的故事,给她们寄照片、寄书、寄玩具。
去年,雅江县委、县政府投钱,在客栈里做了个小型的骑行博物馆,布珠一家把客人寄来的照片和留下的骑行队队旗、签名T恤等都挂了出来,吸引了更多前来打卡的骑手。
尽管声名远扬,只靠口口相传,就从不缺客人,格德措姆还是开设了布珠民居三姐妹的抖音号,每天早晚直播店中场景,采访有趣的客人。“我想把家族事业做大一点,希望能带动全村的旅游。我想为家乡做一点点小小贡献。”年轻的女孩说。
“开客栈累,但心里不累。”邓珠翁姆说,“一直有人劝我休息,把房子租出去,我不舍得。如果房子租出去,变成要挣钱的酒店,感觉就变了,不是客人们喜欢的了,而且对残疾人和困难的客人也要收钱了。”
“这家店收留过很多人,帮助过很多人,好多人也一起帮店里出过主意。”孟鑫说,“我觉得只要有布珠家这样的人在,这条路上就永远都有风景,因为他们就是风景。”
这里是文成公主途经之地——一个马帮的“规”与一个村庄的“悟”
【旅途笔记】
高原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比如,在海拔3700米以上的塔公草原,你可能遭遇“六月飞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何为“雪亮”——高原上的雪,亮得像刺目的日光。这里是甘孜州最著名的草原之一,也是通往甘孜北路各县的必经之地。雪下得不小,但游客络绎不绝,兴致不减。身着藏服、在雪中拍照的年轻游客随处可见,穿着塔公村马帮队统一背心的马帮队牵着马站在雪中,不时有生意上门。
把游客扶上马,马帮队员拉着马缰,踩着泥泞的雪泥,沿坡缓缓走上塔公草原的观景台。走上去,再走下来,牵马已成为这些男女老少最重要的工作。但当游人纷至,在牵马的路上来来回回走过一年又一年,他们想做的事,已不止于此。
“我们属于农牧民。但你今天能说我们是农民吗?塔公种植很难。能说我们是牧民吗?我们家里已经没有牦牛。我们村的地上也不出虫草贝母。我们收入哪里来?我们靠的只有旅游。”初中毕业后做过导游的“85后”贡嘎,是塔公村普通话最好的村民之一,村长尼玛降泽特地带他来做藏汉翻译。
“塔公”,藏语意思是“菩萨喜欢的地方”,藏乡风情浓郁。相传,文成公主当年进藏途经此地,陪嫁物品中,要携往拉萨的释迦牟尼等身佛像突然变重,表示想留居此处,公主只得令人原样复制了一尊佛像留供寺中,于是,有了被称为“小大昭寺”的塔公寺。
在塔公村,服务游客的马帮,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前。“70后”尼玛降泽十几岁就跑过马帮,跟村里几个向导一起为游客牵马,一走四五天,从塔公走到木格措。游客寄来的照片上,定格着他当年的笑脸。和现在相比,古铜色的肤色没变,人们所能想象到的那种最纯真质朴的笑容也没变。
尼玛降泽回忆,30年前,来塔公的游客还很少,马帮队也很小,且大多跑远路。游客变多是近十年的事,做马帮服务的村民也不断增多,2014年,村里人有了规范管理马帮的意识。
2018年底,雅康高速全线通车,游客从成都跑高速进藏,能省出过去一半的时间,塔公游客随之激增,塔公村200多户人家,家家都参加了马帮队,各种规章制度也一应俱全。
和游客打交道打多了,村民们逐渐意识到,一个人的一个不好的行为就可能砸了塔公旅游的牌子。“我们马帮里面,从60后到00后的人都有,文化水平各种各样,但所有人对旅游的态度都在改变。比如,塔公现在有游客丢了东西,每一个村民捡到都必会归还原主。有的景区里面,方便面都要卖10块钱,塔公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想的是更远的事情。”贡嘎说道。
“如果没有旅游,对我们是非常可怕的事。”贡嘎说,“村长说——不止村长,我们全村人现在都知道,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口碑。不要跟人吵架,不要忽悠人家,不要宰客……要把最友好的一面拿出来,一定善待游客。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经济来源都来自他们,我们百分百的心都放在这里。”
如今,塔公村的马帮队早已统一了价格和服务标准。参加马帮的村民,被分成4个组,轮流上岗,所有人使用同一个二维码收款,每天晚上,当天牵马的小组成员会平分一天的收入。
游客增多带来的变化肉眼可见。尼玛降泽说,2019年,塔公村民的家庭年收入首次达到八九万元。今年五一期间,马帮队全员上阵,一个忙碌的小长假下来,每家都分了7000多块钱。很多藏族村民不喜欢用银行卡收款,村干部把一百多万元现金从银行提出来,摞到村委会会议室的桌子上,全村人围坐一圈,当面算清,挨个领钱。“对所有人公开、公平、公正。”贡嘎强调。
2021年,由都江堰市对口支援,塔公村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启动,游客中心、停车场、观景平台、集市和剧院等设施建设相继落地。
“政府的人发自内心地帮助我们。因为有我们各级政府那么大的支持,我们这些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这里连公厕都难找,现在有了很多好的设施。”尼玛降泽说,未来村民们会增加培训,提高服务水平,让游客不仅能看风景,还能了解当地的文化。
“你看,我们的穿着打扮有点不一样,对吧?”这样问着的贡嘎脚踩皮靴,卫衣外面套着宽腰长袖的藏袍,尼玛降泽头戴毡帽,牛仔服外披着藏式羊皮袄。
“我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也是文化。人们现在来塔公只是看看雪山,骑骑马,拍几个旅拍,跟藏族人说说话,吃一点藏餐……我认为这还不是文旅的高质量发展。”贡嘎接着说道,“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这里,想看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文化,我们未来想把更多藏文化的东西融入旅游,比如做旅拍,我们不止租衣服,还可以讲解文化知识。我们也可以做藏戏,做各种正宗的藏族文化产品。我们想越做越好,让游客来我们老家,就觉得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旅游让塔公村的人们意识到,不同民族之间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也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激发了文化自信。
“不仅仅在中国,我们还想把康藏地区的旅游推到国际上去。我们希望能由村里人一起管理塔公的旅游项目,我们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在这里。”贡嘎说。
康定唱响“新情歌”——一个新锅庄与一群常“回家”的客
【旅途笔记】
水声!一进入狭长的康定老城,耳朵就灌满了折多河湍急奔腾的水流声。这沸水般的声音已响了多少年?很奇怪,《康定情歌》里唱到了月亮和跑马山,却没唱到康定的河。
除了那首“溜溜的”情歌,康定城还拥有许多汉藏两地共有的文化记忆,比如茶马古道和锅庄文化。锅庄,指的不是藏族的传统舞蹈,而是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康定,早在元明之际便已产生的一类特殊的商贸服务机构,集客栈、饭店、仓库、中介等功能于一身。风尘仆仆的马帮客商们由川藏茶马古道到达康定后,会带着货物找锅庄落脚,被唤作“阿佳”、大多是女性的锅庄主们精通汉藏语言,了解市场行情,会以地主之便协助藏商与汉商达成交易,从中提取佣金。在康定,锅庄业一直是边茶贸易的重要一环。
随茶马互市兴盛而兴,又随茶马互市衰退而衰,康定锅庄本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甘孜旅游的发展,“新锅庄”出现了。在折多河畔的“新锅庄”里,看各族客人坐在一起伴着水流声聊天,好像看见一些古老历史的种子,发出了新情歌的芽。
“这是两个锅庄主,都是我们家的老一辈。”四郎拉姆指着央切尔锅庄墙上的一张老照片给我们看。照片上,站着两位盛装女性,照片说明中写道,这是康定第二大锅庄木家锅庄的女主人木秋云和贾家锅庄的女主人雍忠措。
四郎拉姆的姐姐嫁给了贾家锅庄的后人,表哥则是木秋云的孙子。9年前,他们兄妹三个商量着一起开了这家央切尔锅庄。“那时候旅游刚发展起来,我们三兄妹就想,作为锅庄后人,我们做一个新锅庄吧!做成藏汉结合的风格,提供食宿,外地朋友来了,我们可以给他们讲锅庄文化的历史,本地朋友来了也可以一起吃饭聊天。”
直到民国时期,康定的锅庄里仍迎来送往了不少客人。1944年,后来被称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开山宗师”的摄影家孙明经到康定放映他此前拍摄的《西康》系列纪录影片,一行人在木家锅庄受到款待,穿上藏装同木秋云合了影。同年,著名画家吴作人以木秋云为原型,创作了油画《打箭炉少女》,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我30岁前,家里长辈都不跟我们讲锅庄的事情,后来才开始讲一些。”四郎拉姆的表哥说。20世纪80年代,康定残存的老锅庄都已被拆除,承载过藏汉商业活动与情谊的“锅庄”,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在锅庄后人们看来,开办“新锅庄”,是重新发展锅庄文化的一次探索,也是对历史的纪念。
“锅庄传承,家的味道”,以此为宗旨的央切尔锅庄,一开业就得到客人们的喜爱,成为康定人聚餐和外地游客接触藏文化的热门选择。同老锅庄一样,“新锅庄”兼具多项功能,提供住宿、餐饮、手工艺品制作销售、土特产销售、旅游咨询等多种服务。但这里最特别的“功能”,或许是成了当地人与各族游客交朋友的平台。
每一天,央切尔锅庄的大厅里,都同时坐着康定人和外地游客;每一天,都有陌生人在这里成为朋友,有时是客人与客人,有时是客人与店员。
一位康定客人告诉我们,这里刚开业时,他就常来坐坐,经常见到的情况是这桌人聊着聊着,就有旁边桌的人听到感兴趣的话题,过来搭话。有时候,一桌客人唱了首藏歌,另一桌客人会跟唱一首,来旅游的客人也会接着唱一首汉语歌曲,还有人唱美声。带小孩的汉族游客遇到带小孩的藏族客人,两家孩子不知不觉就玩到一起,家长们也跟着聊到一起,交上朋友。
四郎拉姆印象里,锅庄最热闹的一天是一个雪夜,她从院子里抓了一把雪,扔到正在吃晚餐的朋友身上,朋友又把雪球砸到隔壁游客身上,游客欣然加入战斗,冲进院子,抱回来一大团雪,整个锅庄就在餐厅里打起了雪仗。笑够了,打完了,玩过瘾了,所有人开始一桌桌敬酒唱歌认朋友,闹到凌晨三四点才舍得散场。
“我们藏族人有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四郎拉姆说。热情也是锅庄服务的一种传承,不管坐在哪个角落的客人喊服务员,听到的店员都会爽亮地应一声“哎——”。“走进锅庄就是家人,家里人叫你,你肯定要答应。”
除了交朋友,央切尔锅庄也像一个学校。今年23岁的主厨扎西,在锅庄里学会了做汉餐。曾经见到生人就要躲起来的大管家拉姆,在锅庄里学会了落落大方地同客人们聊天。许多游客也是在这里,头一次听说了康定锅庄的来龙去脉。
四郎拉姆说,一些汉族客人会问出许多逗笑店里员工的问题,“你们藏族也吃米饭吗?”“原来你们普通话能说这么好?”……
“有的客人过去对藏族了解很少,有的会相信一些传言。甘孜州这几年旅游业发展突飞猛进,我们希望能通过锅庄里的交往,给人们传递更真实的信息。锅庄这个平台虽然小,但其实能传递蛮多的东西。”四郎拉姆说。
央切尔锅庄回头客很多,在有300多个老客人的央切尔微信“家人群”里,许多人把去锅庄叫作“回家”。成都人杨晓基本每年都要“回家”住个把月,“工作压力一大,我就往那里跑,住几天再回来,相当于解压”。
“店里的人都很好,有人带我去这里玩,有人带我去那里玩,我在央切尔交了一群藏族朋友,从警察到喇嘛。”杨晓读完了店里所有关于藏文化和锅庄历史的书,还跟着店员学写藏语拼音,后来他在成都创业,用藏语词汇取了公司名。
就像过去的锅庄阿佳要照顾好店里的客商,四郎拉姆每天也要跟走进锅庄的客人们聊天,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她说这是阿佳的责任。
老锅庄当年那些贸易早已消失,但“新锅庄”成了新的藏汉贸易平台。常有外地商人在这里认识本地朋友,谈成生意,四郎拉姆就给不少藏汉商人牵过线,“你看,今天外面大桌上那位做建材的客人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不少外地客人通过央切尔锅庄从本地人手里购买虫草、松茸等特产。
“我们也是在这些年,慢慢觉得‘新锅庄’应该被赋予更多新的意义,不止是一家民宿,你还展示着一个地区的形象,是文化交流的平台,要有一些文化传递的内容。”四郎拉姆说。
过去,语言不通的汉藏商人通过锅庄交换了茶与马,如今,文化背景不同的汉藏客人通过“新锅庄”交换了对彼此的认识。谁能说这不是锅庄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呢?
今年,央切尔锅庄正着手打造新店。有热爱藏文化的广东客人,提出与他们联手做一家主打藏汉文化交流的“古道锅庄”。筹备中的第一个项目,是游牧文化项目,计划带领内地游客去草原上放牧,跟随藏族牧民走走草场迁徙路。“我们的主旨是保护青藏高原,希望让外面的朋友体验游牧文化的同时,了解到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重要。”四郎拉姆说。
后记
旅游是什么?旅游是一种体验,一种教育,一种乐趣,一种生意。在特色鲜明的民族地区,旅游吸引了日益增多的游客,让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亲身接触中,进行自然而然的互动,带来对彼此更真实、深入的理解。
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旅游的发展正改变着甘孜州,很多故事因此成为可能。
如果不是因为旅游,很难想象,会有回族家庭来到藏族人居住的地区开清真面馆。在新都桥镇,害羞时会用两手紧紧捂住面庞的回族姑娘马苏代,去年跟随父母从甘肃老家来到新都桥,在国道边上开了一家主要招待过路游客的兰州拉面馆。“跑大车的司机们告诉我爸,这边发展旅游,生意好一点。”马苏代的两个的弟弟进了当地的初中,已经可以用四川话和藏语跟同学交流,性格开朗的父亲也交了一群藏族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旅游,也很难想象,在西湖边上长大的杭州姑娘会来藏地开民宿。来自浙江杭州的孟芳芳在北京认识了藏族丈夫四郎益西,跟着丈夫到甘孜道孚老家探亲时,她喜欢上这里的传统民居。2017年,孟芳芳拍板,一家人放弃在北京的生意,定居道孚。他们开了一家“道孚拉姆藏家客栈”。孟芳芳在客栈里,研制川浙融合菜,又在园子里试种了两三百种中外花卉,打造了一座鲜花常开的高原花园。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包容、开放、欣赏、理解、信任……在每个甘孜文旅故事中,旅游都已成为各民族团结交往的纽带。
“从维护民族团结来讲,文化旅游有利于甘孜州加快融入全省经济文化体系,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要增强政治自觉、把握发展规律,充分激发文化旅游的经济效益、民生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体现甘孜特色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甘孜州委书记沈阳很有信心。
抗战,有这样一位“提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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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有这样一位“提灯天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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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7-28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说人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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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强晓玲 李惊亚
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推手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教育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一栋“可胜大楼”,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贵阳城郊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则见证了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功勋卓著的战地救护领导者。
他就是林可胜,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一个人。
“林可胜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的科学实验是镇痛和阿斯匹林研究的里程碑,他是协和初期主要的医学教育家之一,是规划了全中国军医培养体系的将军。”学者饶毅评价说。
“林可胜可谓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提灯天使’。”海基会首任秘书长陈长文这样说。
“林可胜及其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战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红十字国际运动最伟大的战地救援实践。”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刘选国说。
如今,在图云关那处穿过岁月的旧址,林可胜的巨幅照片被布置在纪念馆的正中,他叼着烟斗,一脸灿烂,人很帅气。金色的奖章闪亮,上面镌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件件救援实物和珍贵留影,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林可胜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抗战救护立下的不朽功勋。
出身书香门第,战时临危受命
贵阳南郊,图云关森林公园,峰峦起伏,树木葱茏,是贵阳市民爬山休闲的一处胜地。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便位于公园的一处山坡上。84年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辗转迁驻此地。当时,这里汇集了全中国最强大的战地救护力量,云集了大量各国救护人员,并向各个战区派出了众多高水平的战地医疗救护队,指挥着全面战地救护。上千吨世界援华医疗卫生物资集中到这里,又源源不断送往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图云关成了全国抗战救护的“心脏”,而参加组建并时任红十字救护总队总队长的林可胜则是救护队的“灵魂”。
林可胜1897年生于新加坡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林文庆是著名革命家、医学家、教育家,曾担任孙中山的私人医生、厦门大学创校校长;母亲黄端琼是著名爱国侨领黄乃裳长女,也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姨父是中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伍连德;岳父是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
幼年求学于苏格兰的林可胜,中学毕业考入爱丁堡大学投身医学,主攻生理学方向。其间一战爆发,他应征入伍,以英属印度远征军团军医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战地救护训练工作,这一经历也为他后来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1924年,林可胜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院以来第一个华人教授,年仅27岁。在不少人的回忆中,此时的林可胜是个“工作狂”,他“富于思想,博学多艺,其能力之强,精力之旺,责任心之重,非常人可比”。其在国际生理学界的成就与影响力,被胡适誉为“第一流的生理学者”。
1926年春,林可胜发起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
“林可胜是位学者,但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长期从事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苏州大学教授池子华说。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窥视华北,战火在长城脚下蔓延。林可胜便组织协和学生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前线实施战地救护,并在协和医学院组建军医官救护训练队,就此与中国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之后林可胜还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赴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战士提供救护。
“七七事变”后,中断休假的林可胜临危受命,着手组建全国性医疗救护体系,并出任中国红十字总会总干事兼总会救护总队长。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孤身一人投入到抗战救护之中。
1937年10月,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随后辗转长沙、祁阳,直到迁至贵阳市郊图云关。
“在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在图云关,林可胜首次将其“流动救护队”的救护理念应用于中国战场,扩展了红十字会的救护规模,填补了军医救护的不足。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医务队扩充至114队,医护人员达3420人。他还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培训军医15000多人,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军医救护工作。
“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兵安全,增人类幸福。”纪念馆里,林可胜当年为救护总队确定的“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救护信条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当年的救护细节则呈现在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
1940年夏,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照片里,烈日下,他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前头。
在行走70天后,他们回到贵阳拟定了一个“水与污物管制计划”,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又推广到各战区,从而减少了军队的传染病。
林可胜认为,部队驻扎乡村,不仅部队本身的环境卫生要搞好,还要训练部队改善乡村的环境卫生,将来胜利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便可把农村的卫生搞好。他说:“现在的工作即可为将来战后重建的公共卫生打好基础。”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一处沙盘前,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时图云关地形地貌实景再现”。始建于宋嘉泰元年的图云关,有“黔南首关”之称。这里连接着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是当时重庆连接大后方的必经之路。山坳之上,峰峦起伏,树木葱茏,隐蔽性强,非常适合做野战医院。
救护总队位于检查哨和羽高桥山坡公路之间,设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基地医院、骨科病房、疫苗工厂、假肢厂、小学等,可以进行细菌检测、制作安装假肢、被服及绷带口罩加工、生产药品等。由于物质条件差,所有建筑都十分简陋,屋顶都是稻草盖的。
虽然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米杂粮混有沙粒的饭,穿的是破了洞的“二尺五”灰布军服,但从上到下大家和谐相处、平等相待,犹如一个战时大家庭。
救护总队成员沈新路曾回忆,因为所有房屋建在山坡上,有次一场大雨将宿舍厕所内的流水冲向食堂的蓄水池,大家吃了几顿尿汤饭也毫无怨言,这种精神被大家信奉为“图云关精神”。
大多数工作人员家在沦陷区,大家心怀共同目标,投身到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行列,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用募捐来的全套生产疫苗和血清的设备,很快办起了血清疫苗制造厂;不到一个月,就开始生产霍乱疫苗、伤寒和副伤寒疫苗及破伤风类毒素,供各地抗日部队备用。
“活动在战地的医护人员条件更差,有的转战晋陕高原,有的遍走不毛之地,有的穿行疫情禁区,但大家始终坚持工作。外籍医生也一样,并无特殊照顾,终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沈新路回忆道。
面对战争的煎熬和艰苦的生活,图云关上成立了书报供应社、歌咏社等组织,丰富文化生活,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
只听这边唱:“流浪,流浪,整日就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那边接唱:“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救护总队的组织体系为“一室四股”,包括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总务股。医务股是救护总队的主体和核心,材料股、运输股则是救护总队的血液和血管。当时医疗物资大量依赖援助,材料股负责医疗物资的签收、管理和分发,运输股下辖汽车队的同时设有加油站和修理站,另外设有骡马队、人力输卒队等。
运输股是救护总队重要的组织机构,输送救护人员和药品器材、运送伤兵,连接起了图云关大本营与全国战场。
“抗战时期,汽油匮乏,配件短缺,道路险峻,路途中还时常遭遇日军飞机袭击,运输股队员出没于炮火之中,将医疗资源输送至各个神经末端,成为实现科学高效救护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负责人商梦娇说。
在图云关最盛时期,工作人员达上千人,其中来自协和医学院的人最多,救护总队也被称为“小协和”,这种“学缘”关系也成为林可胜有效管理救护队的重要法宝。
战争在继续,伤兵日益增多,后方医院人满为患。除了战地救护,林可胜同时兼顾军医训练工作,此时的图云关已经成为“军医的摇篮”。
历史上,瘟疫与战争都是无法切割的。抗战期间,军中疟疾四起,疥疮普遍。
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设有专门的疫苗工厂,接种疫苗是救护总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无论是军中士兵还是驻地民众,救护队员都一视同仁,极大地缓解了传染病的扩散。同时,救护总队还给民众治病、接生。以贵阳为例,救护总队就在图云关和大西门社会服务处开设了诊疗所。
救护总队广泛开展灭虱、治疥、抗疟,推进洗淋浴、饮用水消毒等一系列卫生工作。在图云关纪念馆,依据历史档案复原了其中一种灭虱炉,展示了如何通过高温蒸汽对士兵衣物进行消毒。
1940年,冯玉祥到图云关视察,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开展的“灭虱、洗澡、治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在图云关,抗日伤病官兵得到救治,传染病得到遏制,保证了抗战力量。在后人的回忆录中,记载了林可胜这样一句话:“我们在这里的工作,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
救护总队里的红色力量
在纪念馆里,一处红色展板非常引人,上面一张张青春的面孔英气逼人,泛黄的老照片上写满了当年活跃在救护队的中共党员的血色浪漫。
“林可胜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他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商梦娇介绍。救护队在成立之初,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与林可胜取得联系,他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接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救护总队内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建议。
当时,共产党员毛华强、冯骥(又名方纪)、黄群被编入救护总队第58队,得到了林可胜的支持。
1937年底,应周恩来的请求,林可胜派出首批三支医疗队奔赴陕北和山西,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救护。医疗队受到延安军民热烈欢迎,两个医疗队分别被安排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山洞医院”宝塔山边区医院、甘谷驿兵站医院工作。
在延安,由于没有正规的手术室,医疗队便将空置的窑洞除尘杀菌后改造为手术室,他们把白布挂在窑洞壁及顶上,用来防尘和增加亮度。没有电,手术就赶在白天做。医疗器械缺乏,他们便自制或找代用品。为了提高诊疗准确率,救护队特意请求西安分部派人送来一台X光机。
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3医疗队在陕北的近800天中,完成各类手术3000余例,无一死亡病例。
1940年元旦,八路军第二兵院第三收容所全体工作人员、休兵伤员,特向第54救护队赠送锦旗一面,赞曰:“中国红十字总会第五十四队全体同志存念,‘不避艰苦,发挥了医人救国的热忱’。”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除了“人力”支援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物力”的援助也是经常性的。1939年冬,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约10吨贵重医疗器材和药品,自贵阳图云关出发。林可胜以救护总队长的名义,委派西北视导员、共产党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待,转运至西安交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几经周折,这批物资大部分运抵延安。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还先后派出医疗队到新四军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并送去药品和器械。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是林可胜在北平医学院时期的学生,林可胜也曾派遣副总队长汤蠡舟到访新四军总部,带去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运输股大队长章文晋是早年留学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将许多运输队员都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在往返延安和重庆运输药品时,总会把红色宣传资料带回图云关。
林可胜在走访各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小队时,曾专程去过延安,并且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资料显示,仅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等地,先后有20多支医务队和不计其数的医疗物资辗转送达。他们还动员和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医务人员和一些外国医生到八路军、新四军工作,陆续运送了大批医药器材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在纪念馆内,可以看到救护队员在窑洞内做手术的照片。在保存依然完好的档案里,可以看到提货地点位于贵阳城门外发往八路军的药品提货单。
“林可胜如此支持和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曾写过《抗战救护队》的作家杨义堂告诉记者,从一开始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救护援助起,就有各种闲言碎语。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林可胜的怀疑、指责和排斥不断升级,以至于蒋介石与他面谈,责怪“左倾颇甚,阴助延安”,并派人进驻救护总队,成立“政治部”,专事“整顿”和“清洗”,导致正常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形势下,林可胜被迫辞职。
1942年,应中国远征军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派一支救护队随军服务。此时,解职不久的林可胜,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收到美国某大学聘书,同事和学生都劝他去美国就任,但他执意要求去缅甸。于是,林可胜率领50名医生、10名司机到缅甸开展战场救护、建伤病医院、转运伤员等工作。其间迫于形势,林可胜甚至临时学会了开火车。
仁安羌大捷后,林可胜和其他救护队员护送400多名伤病员,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恐怖险恶的野人山,进入印度境内,又承担起中国驻印军的军医训练工作,直到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1944年,林可胜协助救护总队组成15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和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一系列作战,救治转运伤病员数以万计,仅治愈重伤官兵就达7000余人。
林可胜多次前往海外募捐,凭借其声望得到众多海外团体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大量医疗物资、资金及车辆通过他送到图云关,再发往前线。在林可胜的带领下,图云关成为全国战地救护中枢,包括一支来自德国、英国、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30余名“西班牙医生”志愿者集合在这里,通过救护总队参与抗战救护。他们被林可胜混合编入各医疗队中,与中国同仁一道开赴前线,守护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与健康。
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将各军事医学院校及卫生人员训练所改组为国防医学院,出任首任院长。1948年,林可胜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没有从命,而选择去美国继续他的生理学研究,1956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在林可胜身边工作多年的周美玉曾回忆,“虽然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募到为数众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人却两袖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妇两人旅费都成问题。没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子都拿出来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新袜,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
1969年7月8日,因食道癌,林可胜在牙买加逝世,享年72岁。
如今,在图云关的苍松翠柏中,耸立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两旁的人物雕塑代表了以林可胜总队长为核心的救护总队群体。不远处,“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之墓”静静立在图云关的苍翠森林中。
它们见证了抗日战争那段峥嵘岁月,成为这段血与火历史的难忘注脚。
“长廊郁翠柏 斜阳照五津 景阳仍风雨 苍茫古栈云”
蜀道明珠翠云廊 跨越千年仍青苍
“长廊郁翠柏 斜阳照五津 景阳仍风雨 苍茫古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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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明珠翠云廊 跨越千年仍青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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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7-28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神州风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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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江毅 萧永航 樊曦
“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公元759年,杜甫从甘肃到成都,路过位于今天四川广元市剑阁县的剑门关,留下的这首《剑门》诗,道尽剑门关的险峻雄奇。丹霞绝壁,横亘百里,中间仿佛被一剑劈开一道窄缝。站在“壁立千仞”的山下仰望,让人心生敬畏。
剑门关天下闻名,是蜀道核心标志之一。但许多人尚不知道,同一区域与剑门关互为依存、历史更为悠久的,还有一片目前存世时间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翠云廊。
衔空三百里 一色郁青苍
剑门山区气候和土壤适宜柏木生长。千百年来,当地人民都有栽植柏木的传统,以致在剑阁形成了川北最大的柏木林区,漫山遍野基本都是柏树。
翠云廊植树历史可追溯至秦汉,历代都有在官道两旁种植树木的传统。当地有确切文献记载的大规模植树有6次,其中宋明两朝的种植规模尤其巨大:宋代真宗、仁宗、徽宗、宁宗都颁布了关于沿官道植树的诏令,明正德年间的剑州知州李璧更是沿线植柏达数十万株。
《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兴元府(汉中)褒城知县窦充上书请求: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道路,沿官道两旁,每年栽种地土所宜林木。宋仁宗批准这个奏请,诏令“陕西及益州路转运司相度施行”。
明万历四十六年,剑阁人朱彩撰写的《重修文庙记》中记载:“剑道植柏,盖武缘李公遗荫”;清同治年间《剑州志》也有“古柏数万株,为璧所植”的记载。文中所说的“李公”“璧”,正是明正德乙亥年(1515)的剑州知州李璧。
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在古蜀道上大量栽植行道树,逐渐形成以古柏为主、绵延数百里的林荫大道。“长廊郁翠柏,斜阳照五津。景阳仍风雨,苍茫古栈云。”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笔下的蜀道胜景,诗中的“长廊”正是苍翠古柏所环绕的剑门蜀道。
而翠云廊的正式得名,则源于清代剑州知州乔钵一首诗——
剑门路,崎岖凹凸石头怒。
两行古柏种何人?三百长程十万树。
翠云廊,苍烟护,
苔花荫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无石不可眠,处处堪留句。
龙蛇蜿蜒山缠互,传是昔年李白夫,奇人怪想教人妒。
休称蜀道难,错莫剑门路。
乔钵还在诗序中专门提到:“自剑州,南至阆州,西至梓潼三百余里,明正德剑州知州李璧以石砌路,两旁植柏树十万,今已合抱,如苍龙蜿蜒,夏不见日,钵因曰‘翠云廊’。”
翠云廊以今天剑阁县内的剑州古城为中心,呈“人”字形分布,北至昭化古城,南抵南充阆中古城,西达绵阳梓潼大庙山。区域内拥有树龄100年以上的古柏20391株,其中剑阁境内现存古柏7778株,古柏平均树龄1050年,最“年长”的“剑阁柏”和“帅大柏”树龄约2300年,被称为“蜀道奇观”和“森林活化石”。
走进翠云廊,林外夏日炎炎,古道凉风习习、蝉鸣阵阵。姿态各异的古柏散布道旁,或挺拔入云、或蜿蜒虬劲,有的树径须几个成年人方能合抱。
翠云廊中被誉为“国之珍宝”的是一株名为“剑阁柏”的古柏,树龄高达2300年。树高27米,笔直挺拔、直指云霄。“剑阁柏”是“四川省十大树王”之一,全世界仅此一株,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林学会评定为“中国最美古树”。
“剑阁柏”奇特之处不仅在于树龄,还在于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远看似松、近看是柏。尤其是其果实,大于普通柏果但小于松果。果实呈椭圆形,与松果相似,而普通柏树果实呈圆形,但从裂纹上看又与柏果相似。
1978年经四川省林科所鉴定,此古柏是已知154种柏树之外的一个新品种,因在剑阁发现,被命名为“剑阁柏”。由于它具有松树和柏树的双重特征,当地百姓又称其为“松柏长青树”。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驿铺传递的国家之一,历朝历代十分重视剑门蜀道上驿铺传递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按照明清规范,30到40里设一驿,10到20里设一铺。直到现在,剑阁县境内还保留着剑门驿、柳沟驿、汉阳铺、抄手铺等老地名。
翠云廊一处名为“汉德驿”的旅游公共设施正是仿照古代驿站的形制修建。驿站外立有一尊“张飞植柏”塑像。据民间传说,当年张飞领兵路过金牛道时,烈日当头、天气炎热,于是号令三军栽植柏树,故民间又称“张飞柏”。与人们心中怒目圆睁的“猛张飞”印象不同的是,这尊塑像是罕见的张飞开怀大笑的造型。
除“剑阁柏”外,翠云廊中许多古柏都有特定的名字。两棵连根而生、虬枝交叠的古柏仿佛一对情侣相依相偎,千年风雨也未曾改变。当地百姓因其美好的爱情寓意称其为“夫妻柏”,树身上挂满了红丝带。
据翠云廊景区讲解员介绍,近年来当地每年都要在剑门关、翠云廊举行青年人才集体婚礼活动,新人们都会在此亲手挂上红丝带,既是表达夫妻和睦、白头到老的美好心愿,也是立志扎根山区、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跨越千年 生机勃勃
“剑州路旁多古柏,霜皮黛色高参天。”与金戈铁马的剑门关不同的是,翠云廊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厚重沉静。漫步古木参天的古道,随眼看去,道旁树木铭牌上的树龄动辄千年,古蜀文明的遗迹掩隐其中,令人追古之幽思油然而生。
除了土壤和气候原因外,翠云廊保存如此完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古至今延续的保护传统。历朝历代官府均发布植柏护柏的政令,剑门山区百姓自古以来也都把植树护路当作行善积德的义举。
《唐会要》记载,唐代宗大历八年(773)七月敕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
《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敕令:“诸系官山林,辄采伐者,杖八十。”
明代剑州知州李璧颁发“官民相禁剪伐”的政令。清代乾隆时期对每棵古柏悬挂了带有“官”字的木牌,光绪初年对每株古柏进行了编号。
据了解,剑阁县自明代正德年间就有了驿道古柏离任交接制度,州官植树护路被纳入政绩考核。1941年,四川省政府电令剑阁县政府“对古柏进行清理、登记、编号、悬挂木牌,列册备查,以备县长交接”。
新中国成立以来,剑阁县沿袭古制接力保护,继承和发扬“官员离任交接”历史惯例,将古柏数量及生长状况作为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离任交接重要内容和自然资源审计范围之一。据剑阁县委书记杨祖斌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已完成2次县长离任交接和20余次乡(镇)长离任交接。
2017年,剑阁县还专门举行了乡镇长离任交接仪式。在时任县长的现场监督下,几个乡镇的新老乡镇长在记载着辖区范围内古树数量、品种、有无死亡情况的“交接书”上确认签字。2020年举行的古柏保护行政首长离任交接仪式上,离任县长向新任县长移交了7803株古树。
从县令到县长,坚持古树离任交接,这一前后延续500年的制度被坊间称为“中国林长制的源头”。
翠云廊古柏树龄长、脆性大,虫害、火灾、水土流失、自然衰老一直是古树面临的最大危险。走在古柏林中,木栏围护、钢索牵引、搭架支架、砌石垒土、抱箍加固、树洞修复等保护措施极尽周详,有些蜿蜒侧生的古柏不仅用钢索牵引,还在粗壮的树枝下撑起钢架,让千年古木依然生机勃勃。
近年来当地采取了现代技术手段对古树施药防治病虫害,安装避雷针和防火设施。不仅如此,古蜀道沿线的古柏都进行了逐株普查登记,建立电子信息档案,实行身份识别管理。
如今漫步古道,每棵古树脚下都有一块铭牌标明树龄等基本信息;用手机一扫铭牌上的二维码,便能了解树高、树径、品种、位置经纬度等全方位信息。
“一树一档”挂牌保护、“一树一人”日常巡护、“一树一策”科学救护——“植柏护柏”理念的深入人心,使得翠云廊成为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东方智慧,支撑着当地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的自觉行动。剑阁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2%,全年空气优良天数358天。2022年剑门关景区接待游客223.53万人次,实现旅游门票收入1.22亿元。
剑阁县林业局局长张智勇表示,近年来剑阁县持续开展“我为蜀道植棵柏”“我为剑阁栽棵树”等大规模植树活动。2018年、2020年栽种柏树超2500株,下一步还计划每年举办“植柏节”活动,主要在蜀道沿线古柏稀少的区域种植翠云廊二代柏。
“翠云廊的古柏群是柏木遗传多样性最高的群体,是名副其实的‘蜀道明珠’。”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毛康珊赞叹。
在翠云廊古柏群中,有一株极为奇特:1600年高龄的它生长在两块汉砖之上,被树根紧裹的斑驳砖身上,东汉时期流行的人字形几何图纹和太阳图纹依稀可见。
“汉砖支撑着古柏,古柏拥抱着汉砖,历史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和谐共生千年。”看着这相拥相生、穿过悠悠岁月的古柏和汉砖,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蔡东洲眼中满是爱意,“我们作为研究者,更要带头爱护它们。”
若从低空飞掠俯瞰,古老的行道树,茂密的树冠掩映着青石板铺就的古蜀道,宛如一条巨龙。幽幽翠云廊,跨越千年,苍翠如昔,一如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坚韧不拔。
作别蜀道难 见证新时代
路,是文明生长的足迹。“蜀道明珠”翠云廊所处的,便是古蜀道中大名鼎鼎的金牛道。它是世界上遗存里程最长、保存最完好、资源最富集的人工古驿道,它的形成比古罗马大道更久远,被誉为“古代陆路交通的活化石”。
古蜀道是指中国古代从关中平原穿越秦岭、翻越巴山到达四川盆地的交通大动脉。古蜀道既是中国古代贯穿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军事要道和交通大道,也是联系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古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重要交通纽带。
学术界普遍认为,蜀道是“北四南三”,北边分别是: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边分别是: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南边主道是金牛道,从汉中勉县到成都全长600余公里,是历代官方修建、养护、管理的主干道。
金牛道的核心价值地段便是剑门蜀道,因其跨越剑门天险而得名。北起陕西七盘关,南至四川绵阳,全长250余公里,其中剑阁县境内现存古蜀道约150公里,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316年,“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听取了名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秦攻占巴蜀,取得“席卷宇内、囊括四海”的资本,奠定了一统六国的重要基础,“大一统”从此成为印在中国人血液里的家国情怀。
在蜀道历史上,长期占据主线的是金牛道,因颇具神话色彩的秦王伐蜀、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而得名。据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自沔县而西南,至四川剑州之大剑山关口,皆谓之金牛道,即秦惠王入蜀之路也。”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千百年来,险峻的地理环境阻挡不了人们对沟通的渴望。古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山凿壁,成就伴随了中国古代文明全部进程的古蜀道。
如今漫步剑门关、翠云廊,铁马金戈之声杳然无迹,“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也成为景区的体验景点。古木参天的蜀道见证着新时代的人们用现代交通工具重塑时空,打造一条条“超级蜀道”。
西成高铁线穿过广元市,时速可达250公里的复兴号列车不时呼啸而过。透过车窗,游客能看到始凿于20世纪30年代的川陕公路、1958年通车运营的宝成铁路、2011年通车的京昆高速公路广陕段、2017年全线通车的兰渝铁路,以及汇入长江的嘉陵江航道。不同时代的交通动脉在这里交汇,蜀道变迁在这里浓缩。
翠云廊所在的剑阁县,从“百步九折萦岩峦”变成如今的四通八达。京昆高速、西成高铁、108国道贯穿县境,3小时高铁交通圈辐射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高铁、动车每天停靠最多可达41趟次。
一座座桥梁、一条条隧道连通巴蜀大地,正在改变着四川的交通面貌。古老的出川门户已经蜕变成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广元已经成为四川的第二大铁路枢纽,4条铁路在此交会,4条高速纵贯全境,广元机场开通了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航线17条,嘉陵江千吨轮船从广元港可直达长三角,境内油气输送管道总里程1536公里,‘公铁水空管’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说起广元的“交通之变”,广元市常务副市长许国斌如数家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3.1万亿元,实现了从“蜀道难”到“蜀道通”的历史性转变,总体进入建设交通强省、打造全国“交通极”的新阶段。
如今,遍布四川全省的出川大通道已达40余条,成都更拥有两座国际机场,开通了140余条国际航线。挥手作别“蜀道难”,“蜀道明珠”翠云廊见证着四川快速迈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新时代。
(参与记者胡旭 卢宥伊 吴光于 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