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兼具大政治家和大文学家的胸襟气魄，王安石诗作《登飞来峰》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有一种说法，王安石登的“飞来峰”，就是如今绍兴城南的塔山。
　　塔山因山上有塔而得名，但是也有“飞来”的传说。据《吴越春秋》记载，范蠡为勾践营建都城时，这座山突然出现，让勾践大为惊讶。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最新发布了绍兴古城考古的多个新成果。相关专家告诉记者，这座海拔仅约30米的小山，能与传说中的昆仑神山联系起来，也是一代霸主应运图强的见证。

　　塔山南麓，有一片青砖黑瓦白墙的清代民居，便是秋瑾故居。在一墙之隔的塔山和畅坊遗址考古工地，考古人员正在认真工作。
　　考古项目负责人、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鹏研究员介绍，为配合该地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去年7月至今，他们持续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在距离地表3米深的探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遗存，出土了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的夹砂陶器、红陶器和玉器等。
　　罗鹏介绍，这是在绍兴古城内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明早在6000年前，这里已有人居住生活，比越王勾践建都又早了3500年，大大延伸了古城历史轴线。
　　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上为越国时期建筑基址。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性质明确的越国高等级祭祀遗址，包括祭祀台基、奠基坑、祭祀沟和铺设横木区。在祭祀台基下的奠基坑和祭祀沟里，出土了大量装有动物骨骼的印纹硬陶坛。陶坛内装满了动物骨头。祭祀沟南侧的灰坑里还出土了成组黑陶豆。
　　“豆和俎是周礼中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代表国家主权与宗法秩序。孔子从小就重视礼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罗鹏说，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在夫椒之战惨败后，退守会稽山，派文种向吴王夫差求和，文种以勾践求保留“奉俎豆而修祭祀”为条件，换取吴王夫差的宽恕，越国也得以保留。“文种这番话，实质为以文化认同换取政治生存，成组黑陶豆的出现证实这里跟祭祀有关。”
　　在现场，记者看到祭祀沟里分布众多不同颜色的小旗。罗鹏说，旗子下为暴露的动物骨骼，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种类。红色为鹿骨，黄色为牛骨，橙色为马骨，蓝色为鱼骨，白色为鸭骨……
　　罗鹏说，它们都是越国祭祀用的牺牲。该祭祀沟内用到了牛，显示该祭祀为最高规格，但未发现羊。鹿、鱼类居多，少量猪。反映了东周时期越国祭祀和中原祭祀礼仪存在差异。
　　越王勾践为何在此祭祀？这就与塔山的传说有关了。据《吴越春秋》记载，这座山“一夕自来，故名怪山”，其实，很可能是勾践命范蠡筑城时，范蠡把别处挖出的土石堆在了这里，形成了越国都城里的“昆仑之象”。
　　罗鹏说，昆仑山是神仙居住、成就王业之地，该山建成象征越王勾践可以在此成就宏图霸业。此山极大鼓舞了勾践“奋发图强”的信心，故在越国具有神圣地位。勾践在山上建立灵台，时常进行“炤龟”祭祀，卜问天地、预测吉凶、观测天象。“这是古代山川祭祀的典型案例，体现了越王勾践对天地、神明、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
　　考古同时发现，这里的祭台存在至少两次营造迹象。罗鹏说，下层祭台年代最早，台基下分布规律的奠基坑，坑内发现有印纹陶坛、鹿角、鱼骨等，推测为建筑前的厌胜仪式。台基建成后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祭祀，其南部开挖长条形祭祀沟，沟内堆放大量覆盖编织物的印纹陶坛和牺牲，仪式完成后沟连同祭品再次掩埋。早期台基上再次垫黄土，形成上层晚期台基。奠基坑和祭祀沟内陶坛类型基本一致，推测两者间隔时间不长。
　　罗鹏推测，两次台基或有20年时差。早期台基可能是越王勾践刚从吴国返国，范蠡筑城时建造，时国力衰弱，无法举行大型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晚期台基可能是经过越国臣民‘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力强盛，越王勾践征伐吴国“投醪劳师”前举行的大型祭祀。

　　从塔山和畅坊遗址向东，步行约一华里，就是绍兴古城内的另一重要遗址——稽中遗址。
　　绍兴稽中遗址是2024年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是越王勾践建都今绍兴古城的实证。它的发现，是首次在绍兴古城内找到越国大型木构建筑基址，也是首次在绍兴地区发现两汉高等级官署建筑。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彬研究员告诉记者，2024年，稽中遗址发现了战国和汉代两个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汉六朝建筑基址居于越国建筑基址之上，大体可确认有四组，单体面积约260-400平方米。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稽中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科研考古，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新发现。李龙彬为记者指点了新发现的南北成列的二组大垫板和方立柱：“它包括垫土台基和木构基础两部分：当时的工匠先用树皮、木屑等把地面铺平，垫土成台，再在台基面上深挖基槽，用圆木在基槽之中纵横叠压，就像叠木筏一样，形成筏状木构基础，在其上铺大块的垫板，垫板之上再竖起立柱。”
　　“南方这种建筑基础类似于北方的磉墩基础，是当时越地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和来自中原的台基式建筑的完美结合，是越人在湿地环境中建设大型建筑时避免柱基沉降的有效技术，这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具体呈现。”李龙彬说，“现在可以说，我们对越国大型建筑的分布范围和等级属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它可能是规模宏大、等级较高的王宫建筑群”。

　　据地层堆积及横木碳14测年，铺设横木区均为越国时期，与范蠡筑城年代吻合。罗鹏说：“顺藤摸瓜，可以寻找越国宫城的具体位置，确认分布格局。如此，则本次考古必将载入史册，成为本世纪越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在近日举行的“浙江绍兴稽中遗址与塔山和畅坊遗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浙大城市学院、中山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省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史研究馆的18位专家，和浙江省文物局、绍兴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一起，实地踏查遗址发掘现场，听取考古项目负责人汇报。
　　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址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在会上评价，越国都城考古成果应该纳入中华民族文明标识体系之中，要像关注淮南武王墩考古一样关注绍兴古城越国考古，要建立考古实验室，并为接下来建设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做准备。

　　在论证会上，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励研究员表示：“浙江地区在唐代以前，特别是从东周到六朝，最重要的城市是绍兴。”
　　而在稽中遗址，今年在西北区发现的一系列文字遗物，就是当时绍兴城市地位的实证。李龙彬告诉记者，此次发现了完整的“会稽郡壁”铭文砖、“山阴守褒”文书检等一系列文字遗物；一口水井里，新近还发现了200多枚简牍。目前，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专家的大力支持下，简牍正在进行清理、识读和保护。记者看到，一件可能为当时官员习字的文书检墨书汉隶字体清晰可见，正面为“山阴守褒”，背面为“褒褒褒 忠忠忠 鄞 尉”。
　　李龙彬说，此处“山阴”是汉六朝时期会稽郡郡治所在的山阴县（今绍兴），“守”为会稽太守，“褒”即嘉奖。“鄞”即今天宁波鄞州区，古称“鄞县”。“尉”即县尉，是秦汉时期古代县级行政机构中主管治安的官职，与县丞同为县令佐官，掌缉捕盗贼治安等事务。此文书检习字内容侧面反映了汉代鄞州隶属会稽郡的行政管辖关系。
　　历史上的会稽郡幅员辽阔。李龙彬介绍，公元前222年，秦朝统一江南后，原吴越之地设立会稽郡，治所位于吴县（今苏州）。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原会稽郡分为吴郡和会稽郡两部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会分治”。分治后的会稽郡治所为山阴（今绍兴），辖12个县，差不多是今天浙江省钱塘江以南的全部和福建省的一部分。
　　而在塔山和畅坊遗址，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汉六朝时期的冶炼作坊遗址，出土了东汉神兽铭文镜陶范、五铢钱范、博山炉盖范。罗鹏说，这应是会稽郡的官营冶金作坊，铸造会稽镜和五铢钱的冶金作坊系浙江首次发现，为研究汉六朝时期我国铸镜、铸币工艺提供了新材料，也是冶金考古的重大发现。“会稽镜当时以制作精良著称，是当时畅销的‘奢侈品’。”
　　而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也指出，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改铸五铢钱。起初的五铢钱允许各郡国铸五铢，后来的五铢钱才只能由中央铸造。因此，此次发现的五铢钱范应该是会稽郡铸造“郡国五铢”所用，也只有郡治所在地才有资格铸造。
　　与会的各地考古专家表示，这两处遗址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要继续扩大考古发掘，阐释遗址丰富内涵，而当地要做好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级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说：“绍兴古城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让学术界首次触摸到越国的核心，汉晋时期会稽郡的核心，当时这里就是中国东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些发现为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