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钟昊

　　北京前门大街，熙熙攘攘，游客们互相闯入彼此的镜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摄影师口中的“麻烦让一让”。
　　但在100多年前的正阳门下，拍照的人才是唯一的“闯入者”。旅行者、摄影师、外交官，带着一摞摞厚厚的玻璃底片，来到正阳门下。
　　两年前，为了准备北京中轴线申遗报道，我购得一本《北京中轴百年影像》。700余张北京中轴线的老照片里，最早的摄于1860年。某个晴朗的秋日，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正阳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座古都的第一张全景照片——
　　穿过大清门、千步廊，宫阁耸峙；沿城墙东西眺望，宣武门、崇文门影影绰绰；天际线上，西山、白塔廓影浮现。
　　没有现代建筑的年代，最能感知北京老城的平阔与错落。视线扫过一门、一墙、一城，无需阐释，便能理解何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可惜，再往后看，杰作黯然、秩序破碎。1900年6月，正阳门箭楼在战乱中被烧毁，两个月后，驻扎在瓮城内的英军印度兵做饭不慎失火，又将正阳门城楼烧毁。照片里，北京最大的城门残破得只剩半截，好似被拦腰斩断的巨人。
　　中轴线上的门，几乎都难逃厄运。永定门屋顶遭八国联军炮击；地安门被日军用大炮整个轰塌；午门前，八国联军安营扎寨。一张照片中，被凿开的永定门城墙外，几个瘦弱的孩童站在护城河里向画外凝视，不远处，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
　　我很讶异，在我近几年拍摄的照片里，永定门下始终岁月静好，大人带着孩子放风筝、踢皮球，老街坊们在城楼下吹奏乐器、跳广场舞，他们无疑是这里的主人。
　　100多年，中国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那些西方摄影师们的镜头里，中国人从来是被窥视的“他者”。我，一个穿行时空的读者、一个书写当下的记者，本以为只是偶尔窥探过往，但翻阅一张张旧影，我不曾经历却似乎肉身自带的集体记忆被一一唤醒。
　　一门、一墙、一城，那是与我有关的辉煌与苦难。
　　这或许就是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铭刻一群人共享的记忆符号，它的完整、损陨、消失、重生，勾连出一段关于“我”的叙事。
　　此后，在有关文化遗产的采访中，我会刻意留意那些存世的老照片。
　　去年，年过花甲的北京延庆长城史料收藏者孟宪利走入我的视野。在他收藏的600多张老明信片、照片、幻灯片、版画中，有一组照片极为珍贵。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摄影师行至连接南口镇至八达岭长城的关沟古道，在最窄处，一个叫“五贵头”的地方，不约而同地为这条沟通中原与塞外的要道留下了它最初的影像——
　　东为燕山，西为太行，峡谷中匆匆北行的人挑着担子，赶着马车、骆驼，没入巨石的缝隙。四角攒尖顶的魁星阁与双层单檐歇山顶的关帝庙，分立东西崖壁。抬头，长城横卧，注视着一代代人在跋山涉水中艰难生存，在追祖怀远中生生不息。
　　1909年，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从这里穿过，畏途就此变通途。
　　带着那几张老照片，我随孟宪利来到五贵头，却不见东边的崖壁和魁星阁的痕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将五贵头段的京张铁路改线，削平了山丘，摧毁了古阁。
　　那几年，日本人在长城沿线拍摄了许多记载战事的照片。我结识的另一位收藏者、35岁的阮明昊，是一位听障人士，他收藏了当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照片里，日军占领一道道城关。
　　一门、一墙、一城，无声泣诉，我又一头扎进一段集体记忆。跟随这些照片的带引，我一次次身处历史故地，在八达岭、居庸关、长峪城等地触摸战火留下的痕迹。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中，这些具有重要且持久价值的纸质、视听、数字或其他格式的文献，被称作“记忆文献遗产”。“记忆文献遗产”对抗着漠视与淡忘，不只实证一段历史，也照应你我身处的现实。
　　2019年12月，京张高铁开通。这条百余年后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与关沟古道、老京张铁路并肩而行，冲过一道道旧日城关。40里的山沟，装下三个时代的征途。
　　车轮滚滚向前，回头看，关关难过终过关。
　　我以记者的身份亲临高铁开通现场，在长城脚下，参与历史的书写。我也留下了一段影像，向读者们讲述我与这条高铁的故事，那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新的记忆。
　　如果不是因为老照片，我可能难以感知新与旧交替间，京张高铁的分量缘何厚重。北京中轴线于我亦是如此，700多年，城市格局依旧沿着这条线生长。老城犹在，新城正兴，在时光的相册里，我感悟一条线何以撑起都城的脊梁。
　　一些同事曾对我说，我们拍的照片在当下或许没有多么大的意义，它真正的价值是在未来。接触老照片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确信这句话。
　　历史与我双向奔赴，现实如是，未来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