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们从台北南下高雄，走进了一间铁皮屋，那是刘德文的办公室。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刘德文。


　　刘德文办公室墙上，贴满两岸媒体对他的报道，屋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椅子，却没有特别像样的办公桌。
　　就这样局促地坐下，简单聊了几句，我们提议去屋外，准备开始拍摄。他拿出一把椅子给我们放置设备，说“这是老兵留给我的”。
　　提出去屋外拍摄，一是因为屋外光线好，二是因为在屋里待久了确实有些憋闷。很难想象，在炎夏酷热的高雄，刘德文在这间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度过了十几年。而他位于顶楼的家，同样没有空调。
　　儿女年幼时很难理解他，只看到爸爸一次次出远门。妻子也曾对这个顾不上家的丈夫颇有怨言，一度到了不说话、只写纸条的程度。
　　后来，刘德文带上妻子一起送老兵回家，去他到访最多的地方——山东。那趟行程，妻子看到了老兵年迈的弟弟跪在村口，感谢刘德文了却父母遗愿，看到两人跪在老兵思念一生的故土上交接骨灰坛，齐齐泪下。她也流泪了。回程的大巴车上，妻子说：“你继续做这件事吧。”
　　和儿女关系的重大转变，则源于一次事故。
　　一次搜寻老兵墓碑过程中，他不慎跌入两米深的坑洞。因为骨折，他背不动重达12公斤的骨灰坛，儿子便陪他踏上送老兵回家的旅途，回来后逢人便说：“我爸爸很伟大。”讲到这里，刘德文脸上满是自豪。
　　聊得更久之后，他重提这次事故，才讲出故事的另一个篇章。女儿在学校里得知他出事故后，大哭着向老师请假：“我要去看爸爸，我要没有爸爸了……”讲到这里，他涨红了脸，用力搓着双手，极力克制情绪。
　　在他眼中，我们看到，一位父亲愧疚的泪水。


　　刘德文是在老兵们的鼓励下当上里长的。
　　一次，为领取社区的盆栽花，一个居民证件能领取5盆，他用喇叭一广播，马上就有300多位老兵把证件送到铁皮屋办公室。“我把证件往工作人员面前一放，他们看呆了，因为没想到我这么快收齐这么多人的证件。”说起老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刘德文格外骄傲。
　　岁月流逝，老兵凋零。曾经灯火通明的“祥和山庄”变得愈加寂静。刘德文常常去看住院的老兵，有的老人眼睛已睁不开，但听到刘德文的声音，仍会流泪。“大概是老兵们想让我带他们回社区。”刘德文说，“这些伯伯视我为儿子，我也把他们当作父亲。”
　　人的能力终归有限。他无法带住院老兵回到社区，只能承诺，等待身后，带他们回到家乡。
　　在铁皮屋里，刘德文说要给我们看件宝贝。那是几块写满老兵姓名的楼栋明细板，有年头了，塑料板已经泛黄，上面贴着一个个老兵的名字，刘德文指着一个个名字，如数家珍讲起他们的故事。
　　生前，他和他们共度了一段人生。身后，他送他们走完了最后的归途。


　　“我们找到了老兵”“我们把老兵送回家”……采访刚开始时，刘德文一直在说“我们”。由于在拍摄的缘故，我们没有打断他，问“我们”除了他还有谁。
　　几段讲述下来，我们明白，实际上没有“我们”，从来只有他一个人。只不过，他习惯了将“我”讲述成“我们”。
　　“我们”这个口头禅，成了我们后期剪辑片子时的痛点。整理视频素材，我们将上百个“我们”的表述，改为“我”，直至深夜。
　　夜静了，“我们”的回响，却在心头挥之不去。
　　“你说，为什么刘德文要称自己为‘我们’？”
　　“一个人做事情。说‘我们’能显得不孤单？”
　　“我也觉得是。”
　　21年来，在数不清的日子里，刘德文走进台湾的山岭。5点上山，一个人行走着，直到日出，直到太阳高照，直到找到一个个老兵的坟墓。
　　21年来，到过大陆20多省份。很多次，买错票，乘错车，走错路，睡过车站大厅，坐过十几个小时大巴车，陪伴着他的，只有放在包里、背在胸前的老兵骨灰坛。
　　21年来，把骨灰送到大陆，刘德文几乎每次都要陪老人家属完成安葬事宜，才安心离开。他的期盼是，“希望这不是仅有一次的联系”。逢年过节，大陆“亲人”的电话、微信问候令他感觉很幸福。因为保持联系，是一种长久的理解。
　　或许就是在这样曲折辗转、周而复始的旅途中，他从“我”变成了“我们”。
(本报记者谈昦玄 陈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