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琰泽
（一）
认识老范纯属意外。
前阵子，在西藏藏医药大学走廊的一个课桌抽屉里，我意外找到一本小册子。
随行的学校老师热心解释，这是藏历，也算是藏医学生的教材，藏医认为，人是天地间大循环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治疗也要从天文历法出发。不仅仅是藏医学，在西藏，从春耕秋收到婚丧嫁娶，都要参考藏历。
“这本小册子可能是我们这每年销量最大的藏文书籍，”老师指着书脊上预留的一个小孔说，“甚至一些人家会把每年用完的藏历用绳子串起来，挂在门上祈福呢。”
老师介绍着，我也随手翻看，其中一张图引起我的注意：一个童子拉着一头水牛悠悠前行，天上云雨中还盘旋着一条龙；背景是春季的一片青翠。
下意识地，我感到一种诧异——
“你们西藏有这种……”我试图找一个达意的形容词，“有这种光滑的牛吗？”
老师摆手：“这个牛啊，包括这个龙和这个人，都是内地传来的。”
我脑袋里的职业敏感叮了一声，我追问：“这幅图叫什么名字”“何时传入西藏”“有多长历史”“图上的人和牛和龙分别指代什么”……老师似乎也答不上来了，耸耸肩膀，哼着小曲走开了。
随行有一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张老师，我转而抱着这些问题问他，一时也把他问住了。
“首先藏历的确融合了大量内地传来的知识，这个在学术上早有定论，但是具体到这个图像，我得回去找资料才能解答。”张老师扶扶眼镜，眼珠子忽然一转，“不过我倒认识个专家，他肯定知道。”
（二）
专家口中的专家，那得是何方高人呢？
带着这种高山仰止的期盼，第二天，在西藏唐卡画院门前的广场上，张老师远远指了个人。这人个子不高，四五十岁的样子，一身户外装扮，戴着方框眼镜，皮肤黝黑，看起来就是长年待在户外的人。
拉萨9月的阳光，把他的帽檐底下染得一片漆黑，看不清双眼，加上张老师昨天的渲染，散发着一种神秘气场。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范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凑过去握手，还故意把腰弯得低些，以显尊重，“范老师好，记者小陈。”
想不到的是，对方腰比我弯得更隆重，“陈记者好，不敢当不敢当。”声音沙哑，听起来反而比我更紧张。
问一句才答一句的老范，一旦聊起西藏，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您问这张图是不是来自内地，这点毋庸置疑，因为它的藏语名字直译过来就是《汉地春牛图》。在历法书中设置《春牛图》实际上是汉历传统，用来预报农业年成的丰歉，藏历也就因循采用，不过把其中的牵牛的‘芒神’换了藏式穿戴。”
“不过，这幅画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汉地春耕的景象被收入藏历里，还在于这张图的特殊功用。”老范接着解释，过去西藏农牧民不识字，又需要藏历指导生产生活，这时候《春牛图》就承担了“示意图”的功能。
“牛身的颜色、‘芒神’是儿童还是老人、龙身上的小数字等，图中的诸多要素，都有约定俗成的含义，每年都会有所变化，老百姓一看图就能懂。”老范指着画上的耕牛说，“比如牛身是黄色代表今年年景顺利、国泰民安，若牛身是红色则预示着今年干旱多，请注意火灾等；龙旁边或身上的藏文数字象征着今年雨量的多少……”
说到兴头处，老范引申说：“《春牛图》只是藏历中内地元素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藏历里的重要基础概念，比如阴阳、五行、八卦、十二生肖、四象神兽等，都源自内地，很多可以追溯到文成公主进藏。而且一些元素被神格化，成为西藏神明体系中的一部分。”
一边的张老师补充说：“这可以说明，西藏对内地文化的吸收是主动的，也是有机的，只有老百姓真的尊崇喜爱，才会被视为神明崇拜。”
为了佐证，老范抽出笔记本电脑，“我这有一套‘八卦卦象神’的小画片，我找给你看，这种把抽象的八卦‘概念’为神明的现象十分罕见……”我瞥他一眼，见他电脑桌面杂乱，里面码着密密麻麻图片和文件夹，在其中找一张图，像是在莫高窟藏经洞里寻找一张纸片。
“不好意思，多年来搜集的资料比较多。”他手忙脚乱地翻点，有些难为情，有时点错了图片，却引来一旁张老师的啧啧称奇，似乎寻宝者瞥见了一座金山：“这个壁画照片你等会得拷给我，这个拓片也一起拷给我吧，哎呀，干脆全都拷给我吧！”
两人夹杂着藏语词汇，对着屏幕指指点点，红光满面，在资料王国里遨游，话题倒是越聊越远。
看挂钟上时间差不多了，采访圆满结束。收拾起身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对了，范老师您的单位是？”
老范有些迷茫地看看张老师，“这个，没有单位可以吗？”
“你就写民间学者。”张老师提示说。
（三）
后来，在和老范的闲聊中，我拼凑出他传奇的前传：
2003年，福建南平人范久辉因困闷辞去工作，打算到书本里“神秘的西藏”散散心，没想到一“散”就是20多年。为了生存，他曾在拉萨当过户外领队，也开过服装店，搞过餐饮。
在做户外领队的过程中，他有机会接触西藏各地的文化遗迹，被它们的神秘所吸引。2005年，他徒步穿越来到当时尚未通公路，被称为“最后的陆地孤岛”的陈塘，机缘巧合下目睹了当地夏尔巴人堪卓玛的仪式，大受震撼，于是决心用文字影像记录这个尚未被现代化“侵扰”的族群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
10多年跟踪拍摄记录，无数次出入孤岛陈塘，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9月，范久辉的第一本著作《喜马拉雅深处：陈塘夏尔巴的生活和仪式》出版发行，他的另外两本相关专著《喜马拉雅原居客——夏尔巴人口述影像志：2005-2016》及《喜马拉雅的艺术之花——夏尔巴人口述影像志：2005-2016》也将在今年出版发行。
以此为开端，老范自学藏语和相关历史知识，背着相机和各种器材，不局限于西藏，还深入到川西、甘南、青海、云南、尼泊尔的多尔波及木斯塘等深受藏文化影响的广大区域，搜集壁画、唐卡、造像、仪式、民俗等方面的影像资料，记录原始民俗和宗教遗存。
多年行走，老范与许多偏远寺庙和村落混成脸熟，结成友谊，按张老师的说法，“除了范老师亲自去，别人他们都不让拍。”老范，不经意间成了西藏壁画、唐卡、造像等一手资料采集的代表人物，逐渐在全国的西藏田野调查圈子里有了名气，不少学术机构和出版社开始和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民间奇人”合作。
“我们专业内都认可他，很多独家资料还仰赖他去挖掘和提供。”和老范合作多年，张老师拍拍老范的肩膀，郑重其事地说：“老范是个宝！”
“哪有哪有，”老范不好意思，一张黑脸可能也红了，“只是喜欢罢了。”
（四）
“《春牛图》里的这条龙，其实比牛更有说头。”老范提议让我“找找不同”。
我全力观察，《春牛图》上的龙虽然大体脱胎于内地的龙形象，但是长长的象鼻子、脊背上喷吐的火焰，还有老范点出的“内地龙戏珠时不会爪握宝珠”，都暗示着这条入藏龙“大有背景”。可惜碍于时间，话题并未深入。
这段小插曲始终让我念念不忘，于是在离开西藏前，我特意又找到老范。在他堆满书本的小小公寓里，老范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他大大的影像收藏——从大昭寺觉卧佛前面的盘龙柱，到哲蚌寺大殿天花板上的御赐龙纹绸缎，到布达拉宫的龙纹门饰，再到一般藏民家的生活器具，从正统的五爪金龙，到具有西藏特色的象鼻龙、青绿龙、火焰龙、条纹龙、斑点龙、抓宝龙……搜集跨度近10年的“高原龙影”，拼凑出老范的“寻龙往事”。
“高原中华龙”是老范自己“斗胆”提出的概念。
“西藏关于龙的概念，比如神话形象龙女‘鲁’、宗教术语‘天龙八部’等，都被统一翻译成汉语‘龙’，这实际上把源自内地，又经过西藏群众再加工创造的‘高原中华龙’的形象给掩盖了。”老范说，各式各样的龙是西藏从古至今最受欢迎的吉祥图腾之一，“可是正是因为太普遍，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的存在和价值。”
从2013年在西藏山南的贡嘎曲德寺拍摄时，老范偶然在壁画中发现“似是而非”的龙形象开始，把形形色色、不断演变的“高原中华龙”归类集纳，重新介绍给大众，就成为老范的一个心愿。“一方面，龙形象在西藏的演变，是探寻西藏和内地自古以来交流交往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另一方面，青藏高原上各种变化的龙，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龙文化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补充。”
今年上半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举办“高原中华龙”主题展览，老范首次作为策展人站在公众面前，在琳琅的图片和文物间，讲述自己的寻龙往事。我后知后觉，也能想象人群目光中老范的腼腆和欢欣。
（五）
回到北京后，我继续寻思。
我发现，有很多像老范一样的普通人，被雪域高原所吸引，来到西藏、爱上西藏、留在西藏、钻研西藏。
而老范的种种研究，从对藏历中内地概念的再发现，到提出“高原中华龙”概念，从另一个视角证明了西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价值。
老范近些年有了宏伟的新计划。“苯教是西藏的本土宗教，目前寺庙和遗迹主要分布在相对偏远的地方，我们正在对它的绘画艺术进行系统性的拍摄与整理，希望能据此了解藏传佛教传入西藏之前的西藏本土文化面貌，以及挖掘早期西藏文化和内地交流的印记。”
近日，老范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藏族美术集成·绘画艺术·壁画·四川卷3》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苯教壁画艺术的专著。”难得的，一向低调的老范，神色也透露出一抹高原红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