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新华社记者永远在路上，在履行新闻报道职责中，有着独特的思考、感悟，以优美、隽永的文字写下这些思考、感悟，同样是讲好中国故事。即日起，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副刊开设“新华走笔”专栏，刊发新华社记者的行思录，与读者分享。
吴光于
1990年秋天，当8岁的格及莫沙诺怯生生地坐进教室的时候，一只无形的命运之手轻拽着这位大凉山的彝家女孩，悄然步入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命轨迹。
那是个苦荞花开的季节，从北边的大渡河到南边的金沙江，白色的小花开满了山岗，漫山遍野都是清香。
那个秋天，女孩的家乡大凉山普格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东山乡中心校办起了“女子班”，女娃们有了专门的班级了！
（一）
穿着母亲新缝的衣服，沙诺蹦蹦跳跳奔向学校。东山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氤氲在雾气里，但上学路上女孩们叽叽喳喳的欢笑声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死气沉沉。
沙诺脚下的这片土地，在上千年的时光中，人们以土坯为墙，与牛羊为伴，终日劳作，难得温饱。目之所及之处的千沟万壑，将祖祖辈辈困在贫穷的命运轮回中。
1941年夏天，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昭抡带领11位师生组成的考察团，冒着被“装桶子”卖作奴隶“娃子”的危险深入大凉山腹地考察。当地生活物资奇缺，许多人衣不蔽体，给联大师生带去极大的震撼。
如此环境下的女孩们，人生的道路如出一辙：出生订下“娃娃亲”，十六七岁就嫁人，生儿育女，辛苦劳作，终其一生。
1956年前，大凉山大部分地区处于奴隶制社会。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让这里“一步跨千年”，但贫困始终犹如一根生锈的铁索，紧紧绑缚着这片土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上学对于很多大凉山深处的家庭来说奢侈且无用，能读书的女孩更是寥寥无几。
1990年，当东山乡办起“女子班”的时候，为了招满两个班90名女孩，干部和老师挨家挨户跑遍了周围的村子。
“学费”是每学期5斤酸菜和100斤柴，外加每月15斤四季豆，即便如此，一些家庭仍出不起，只能由老师垫付。
老师金洪英还记得，“女子班”的孩子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5岁，最大的11岁，只有极少数的孩子有鞋穿，很多人脸上挂着鼻涕，头发散乱。
1992年9月，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陈燮背着相机和行囊，从成都出发，坐班车、走山路，历时3天来到东山乡中心学校，用一台尼康FM2相机记录下“女子班”的点点滴滴。
他的镜头下，孩子们上学的路坑坑洼洼，教室的地面也不平整，两三张木板搭在一起就是课桌。金洪英背着不到半岁的孩子给学生们上课，一只大狗大摇大摆地从教室里穿过，留下一串爪印。教室外，一位父亲透过破碎的玻璃窗向教室内张望，脸上写满了新奇和迷茫。
学校没有上课铃，老师只能叮叮当当地敲响一个废弃的汽车轮毂。学校没有电，入夜后，师生们就在昏黄的马灯下温习功课、完成作业。
如此条件之下，女孩们却浑然不觉艰苦。对于8岁的沙诺来说，只要能坐进教室，便是此生最大的幸运。
（二）
1990年，家里本来是让适龄的妹妹格及莫沙作去读书，但6岁的妹妹坐不住，几天后便不愿再去学校，父母只好让8岁的沙诺“顶替”妹妹去读书。
很长一段时间，沙诺都是用妹妹的名字学习、生活。到了该办身份证的时候，她把名字登记成了“格及莫沙”。女孩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也跳脱了原本的命运，拥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她在“女子班”读到四年级，因为成绩好，五年级时考进了普格县民族小学，后来进入凉山州民族中学，继而考上大学。
又是苦荞花开的季节，沙诺大学毕业了。她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此时，她的课堂里，女孩们已经越来越多了。
2016年10月，我们带着1992年的老照片去普格县寻找“女子班”的孩子们，沙诺欢呼着从照片里找到了当年的自己。
通过她和金洪英，当年“女子班”的90个女童人生的轮廓逐渐清晰——沙诺之外，念完书的日立当了外科医生，有人做起生意当上了小老板……但让金洪英遗憾的是“女子班”大部分孩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完成学业，曾经有个成绩很好的孩子本已上到初一，妈妈突然去世，她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许多女孩最终没能走出早早嫁做人妇，终日与家务、土地为伴的宿命。
格及家的三个女孩——沙诺、沙作和沙子，命运的小径在大姐沙诺坐进教室的那一刻便开始分岔。
因为沙诺上了学，父母赔了一大笔钱为她退掉了出生就订下的“娃娃亲”。
大凉山的风俗中，婚姻事关两个家族的承诺，悔婚不仅要赔偿双倍的彩礼，也要承担两个家族就此交恶的后果。父母咬了咬牙，愿以这些代价换女儿一个不同的人生。
这个决定不但让沙诺成了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也让她成了东山乡河东村第一个因自由恋爱而出嫁的女孩。
故事开始于她上大学时的一个暑假，两个年轻人站在月台上等返校的火车，看对方有些眼熟，聊了几句后发现是老乡，也是校友，于是生出了好感，走到了一起。丈夫后来成了县法院的一位法官，这对夫妻在各自的家族中都是说话最有分量的人。
而当初被“顶替”的二妹沙作沿着母亲的路，17岁时嫁给了“娃娃亲”的对象，婚后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将她从花儿般的少女变成终日忙碌的妇人。
她一直没能走出普格县，嗷嗷待哺的儿女，地里的荞麦和玉米，山坡上的牛羊都需要她的照料。远在外地打工的丈夫，除了偶尔寄些钱回来，给不了她任何安慰和支持。沙作的脸上写满惆怅，只有说到孩子们的时候才露出一些积极的神情。
无论如何要让孩子们把书念好——为了这个目标，她下决心去县城租了间房。每天接送上下学的孩子，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她还没日没夜地踩着缝纫机，希望通过手艺换些家用……
（三）
三妹沙子是格及家三姐妹中最明媚的那个，眉眼间还带些孩子气。
沙诺坐进教室的那年，沙子曾悄悄跟着姐姐来到学校，坐在课桌前不肯离开。可家里实在太穷了，负担不起姐妹俩一起读书。当沙子被妈妈从教室里拖出来的那一刻，沙子哭得撕心裂肺，教室里的沙诺也悄悄流泪。
被拽回家的沙子很快接受了不能上学的现实，继续乖乖地放羊。14岁那年的火把节上，她认识了一位叫日出的男孩。那天，她穿着新的百褶裙，上身是一件蓝白相间的小褂子，粗粗的辫子整齐地梳在脑后，耳朵上还坠着大大的耳环。她踩着娴熟的舞步跳起达体舞，像一朵怒放的索玛花。18岁的日出被她深深吸引了。
可惜沙子早已有“娃娃亲”婚约在身，日出从未对她说过任何关于等待的话。他只是默默地搬到了河东村，用尽所有积蓄买下9亩地，盖起了一座房子，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他只想离沙子近些，再近些……
沙子17岁那年如约出嫁了。看着送亲的队伍越走越远，日出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他告别生活了21年的故乡，走的那天，没有带任何行李，只穿着一件沙子过去送给他的灰色羽绒服。
北京的建筑工地上，他拼命地干活，试图用劳累减轻内心的痛苦。他从未联系过沙子，只是每个月会打电话到河东村的小卖部，与二姐拉拉家常。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他得知沙子婚后并不幸福，和丈夫争吵不断。
2008年初，二姐在电话里告诉日出，沙子离婚了。欢天喜地的日出买了这辈子第一张机票，从北京飞到成都，又连夜坐上开往西昌的火车。次日清晨，他乘着大巴回到普格，当他坐在一辆摩托车上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河东村时，正在放牛的沙子惊呆了。
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为了要孩子，他们四处求医。2014年，他们借助辅助生育技术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但也因此花光了积蓄，债台高筑。
2016年，沙子惊喜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回到家乡待产时，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精准扶贫”。
又是苦荞花开的季节，东山乡和村里的干部们来到他们家，将一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标识牌钉到了门上。
很快，建房补贴和低息贷款打到了日出的账上，有了这笔钱，他们盖起了新房。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四）
2016年，我第一次听前辈陈燮讲起“女子班”的故事，有了第一次回访，后来又有了很多次。
每一次见到格及家三姐妹，都能从她们的境遇中生出新的体悟。有的是关于教育的意义，有的是关于爱的坚持，有的是关于对待挫败和命运的态度……
沙子和日出的龙凤胎3岁那年，小女孩有一天突然发起了高烧。那天沙子和日出还在外地打工，照顾孩子的奶奶没有及时把孩子送医，最终孩子因为脑膜炎夭折。孩子去世后第三天，奶奶也因为自责，喝下了农药撒手人寰。
从沙诺处得知这件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与沙子联系。直到2020年，又一次回访让我们在东山乡重逢。
再次见她，脸上已经没有太明显的悲伤。“孩子走了，婆婆也走了，我也想和她们一起走，但我还有日出和两个孩子。”她一边在筑路工地上忙着，一边平静地说着，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粗糙而黝黑的脸上，看上去苍老了很多，正当我忧心着她是否已被接二连三的变故打击得麻木时，日出打来了视频电话。一瞬间，沙子的脸上又有了灵动的笑容。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爱，是疗愈所有苦难的良药，无论遭遇了什么，生活永远向前。
比起命运多舛的沙子，活得沉重的反而是她的两个姐姐。
每当沙诺讲起“顶替”妹妹上学的往事，就会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中，随后便是决堤的泪水。我不敢问她是否认为自己夺走了沙作的人生，这可能是她们之间永远无法去谈论的话题。
每当沙作谈起往事，懊恼总是清晰地写在脸上。毫无疑问，她很爱姐姐，但她也后悔当年没有成为那个念书的女孩。
有时我也会忍不住把自己代入到她们的角色里，一次次地去设想，若是自己在那样的境遇中，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同为女性，也许更能理解三姐妹身上那些可贵的品质和令人唏嘘的命运。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女孩是明天的母亲，关爱女孩就是关爱下一代。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女孩的主要动因，在女孩之前，她们首先是人，接受教育、具备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是她们生而为人起码的权利。
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在大凉山这些年，我接触过的不少上了年纪的女性往往都有共同的遗憾——要么没有走进过，要么过早地离开了课堂。
如果当年沙诺三姐妹都有机会去上学，她们应该会有各自的精彩。如果那年妈妈没有把沙子从教室里拽回家放羊，她会不会成为三姐妹中最有出息的那个？……
如果那90个孩子都能顺利完成学业，她们或许也能成为讲台上的沙诺，聚光灯下的吉克隽逸……
大凉山的女孩们，就像一朵朵开满天涯的苦荞花，生于高寒，扎根贫瘠，不惧风雪，坚韧生长。但是再顽强的花儿，绽放也需要温度和时节。
这些年，我们在行走和记录中见证着大凉山的一架架溜索和藤梯远去，崇山峻岭间挂起条条通途，悬崖上的村庄搬迁，一个个乡村幼教点建起……火塘边的老阿妈说，你看，我们大凉山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了。
不用去抽象的数字和宏大的叙事里找印证，这个“最好的时代”就跳动在一个个花儿一样的生命里——
2017年，冕宁县漫水湾镇，下乡时偶遇的两个女孩那年险些辍学，今年都考上了大学；2019年，昭觉县“云端小学”，害羞的俄木有洛曾是学校唯一的女足球队员，如今学校已建成中国女足捐建的“玫瑰球场”，踢足球的女孩已经有38名；2010年，南昌火车站，来自凉山州越西县的年轻母亲巴木玉布木身背比人还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着双肩包，一手抱着襁褓中熟睡的孩子，艰难地迈着步子，今年春节“春运母亲”回到了家乡，实现了“在家门口务工”的心愿，无需再四处漂泊……
2022年5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正式施行，对遏制高额彩礼等陋习做出明确规定，同时禁止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收受彩礼。得益于“控辍保学”等工作的推进，凉山女童入学率已经超过99.9%。
再回东山乡，中心校过去低矮的平房已经变成了三栋五层高的教学楼，教室窗明几净，设施一应俱全。“女子班”当年出操的小道变成了水泥路，山上再也看不到放羊的小姑娘。
一切都变了，只有女孩们叽叽喳喳的嬉笑声还在路上。苦荞花又开了，开得比34年前更加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