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在城市站稳脚跟，工作繁忙，还要养育下一代，难以兼顾留在农村的父母，而日渐苍老的父母又不愿意进养老院，二者较难找到契合点。
　　不离乡土，不费“巨资”，有没有这样的养老机构呢？在江苏省南通市，不少敬老院公建民营后开始收住老人，部分乡镇卫生院积极拓展养老业务，还有一些农民自办的养老院也投入运营。南通的农村老人，有了更多选择。


　　利用自建房兴办养老院，谁第一个吃螃蟹？目前还不得而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的几家机构，目前运营良好且有一定知名度。
　　海安市李堡镇堡河村村民吴寅生利用家里的自建房，于2022年开办了红红老年护理有限公司，目前满额收住24位老人。他给院子加盖了“屋顶”，老人外出活动便风雨无阻。公司的前身叫美芳护理院，2018年就已存在。
　　与美芳护理院同年成立的，还有李堡镇秦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42岁的公司法人代表秦书琴曾在乡镇医院干过4年，后辞职打工。父亲是退休村医，母亲曾是医院的护工。3人的经历，成了他们办养老院的优势。
　　秦书琴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育有两个孩子。“农村留守老人多，子女有工作、有孩子，顾了老人就顾不了孩子，顾了孩子就顾不了老人。老人大多不适应城市生活，常闷在家里。在农村办养老院是一个趋势。”秦书琴说。
　　这个“趋势”，是秦书琴的母亲先意识到的。“她在医院做护工的时候，发现很多老人住院后，子女都没法在身边照顾，所以护工才有活可做。在医院都没有子女照顾，更别说回家了。”秦书琴说。
　　2018年，秦书琴筹办养老院，在自家楼房后面加盖平房。才盖到一半，村里84岁的李玲就过来交了200元订金，要求入住最中间的屋子。
　　李玲今年已经89岁，生活能够自理，如今仍住在她当初选定的房间里。见有人来，还热情地招呼“家来坐坐”。
　　类似的养老机构在海安农村不断涌现：在上海一家护理院打工的范存红，回李堡镇成立缘红托老院；墩头镇毛庄村的刘华琴，早年是做幼教的，2020年创办了乐伴养老院；杜楼村的钱广生曾是位养鸡专业户，2021年创办了巧云养老服务部……
　　“在农村办养老机构，能解决部分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的社会问题，也能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61岁的钱广生说。他的养老院一共5名工作人员：他们夫妻俩、一名厨师和两名护工。


　　记者走访农民自办养老院发现，各家床位使用率高低不等，最少的收住6位老人，最多的67位，而影响老人入住人数的主要因素是口碑。
　　说起创办缘红托老院的初衷，范存红坦言本意是想把家里的老人服侍好，没想到农村的养老需求这么旺盛，促使她连年扩建，目前收住了67位老人。
　　薛俊嫦和姐妹经常开车到李堡镇新庄村看望82岁的母亲。薛俊嫦在隔壁的如皋市开了一家超市，有3个孩子。“母亲中风前一直跟我生活，中风以后，我实在忙不过来，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又担心别人说我不孝顺。”那段时间，薛俊嫦非常纠结。
　　母亲中风第一年，尽管姐妹轮流照顾，薛俊嫦还是觉得负担沉重，不仅生意受到影响，自己的孩子也照顾不好。看到范存红发的短视频后，她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母亲送了过去。
　　“这里能把母亲当成自家人看待，所以我们放心。”薛俊嫦姐妹每周都要过来看望一次，越看越放心，“这里伙食好，服务好，反正比家里照顾得好。”
　　“我没有做广告，就是发些短视频，靠口口相传。”范存红所在的新庄村，远离交通干线。从外地过来，需要省道转县道，县道转乡道，乡道转村道，拐弯抹角才能在一排民房中找到缘红托老院。
　　海安县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张志远，无意中看到范存红发的一段视频：七八口人在一起吃饭，老老小小其乐融融。他感慨道：“我看了那段视频后就判定，这家养老院肯定能办成，因为他们从心理上接纳老人。”
　　从入住老人的数量上看，缘红托老院是目前海安最大的农民自办养老院，收住的67位老人中，仅有2人生活能自理，33人全失能，其他老人半自理。
　　根据老人的不同现状，范存红制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能自主吃饭、大小便的，每月2200元；能自主吃饭、知道让人帮助上厕所的，每月2400元-2700元；偶尔失禁，每月2700元-3000元；能自主吃饭，但大小便失禁的，每月3300元；需喂养，大小便失禁的，每月3600元。
　　除了全家参与外，范存红另外雇了14位工作人员，2名负责厨房，另外12人全部是护工，依然忙得不可开交。
　　“我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范存红说。


　　这种自我生长的农村养老院，2018年开始进入民政管理部门的视线。
　　海安市民政局局长于俊卿表示，既然农村有这种需求，就有它存在的必要，但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
　　经过调查摸排，海安市民政局发现有两家农村养老院场所异常简陋，安全隐患严重，已经没有改造的必要，直接责令其将收住的老人送敬老院，或者由子女接回家。对其余农村养老院进行规范化改造，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培训。
　　2022年1月，海安市专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村利用自有房屋开办养老场所（简称“幸福之家”）相关工作。会议为“幸福之家”定下了基调：对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对这种新业态，应该持“规范、引导、支持”的态度。随后，海安市下发通知，对“幸福之家”的建设标准、资金补助、日常管理等工作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秦书琴认为，海安市出台了文件，民政部门加强管理，这样就更正规了。她举例说，比如原来厨房上的屋顶，有部分用的是廉价泡沫夹芯板，民政部门检查时发现了，责令整改；再比如，原来用的是液化煤气，现在统一改成电灶。“我们当时并不是为了省钱，的确是不懂。”
　　目前在海安市民政局备案的一共有13家“幸福之家”，开设336张床位，入住216人。另外，还有10家农村养老院没有备案，正在逐步规范。


　　近年来，海安部分乡镇卫生院也开始增设养老病房，拓展养老业务。他们的优势是医疗技术，提倡医养结合。
　　南屏医院院长吴晓兰2006年开始琢磨拓展养老服务，多次到苏州无锡等地考察。2022年5月，这家医院的养老业务正式运营。
　　“医院三到六层全部是养老病房，共196张床位。目前只开放了4楼，共80张床位，收住27人。收费每月3000元-5000元不等，不含医疗费。”吴晓兰说。
　　因为是新业务，很多东西都在摸索。养老病房的护工，原来采取一日两班，但医院发现晚班护工基本上都要睡觉，无法照顾失能老人，所以改成目前的一日三班，确保24小时有人陪护。
　　“家属现在可以随时过来看，我们确保随时有护工在照顾老人。”吴晓兰说，“我们的服务，一定要得到家属认可。”
　　花庄医院原来是花庄乡的乡镇卫生院，乡镇合并后，2002年改制成花庄医院。2012年，政府出资为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院长陈浩发现到医院体检的老人越来越多，有的孤寡老人还需要别人推车送来。那时候，陈浩就有了办养老机构的设想。
　　花庄医院的三楼，2018年拓展为养老服务区域，32张床位目前全部收满，80%为失能老人，费用每人每月3000元左右，医疗费用另算。
　　2022年，医院后面新建了养老大楼，建筑面积13800平方米，设计床位400张。陈浩专门到河南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招聘了20多名护理人员。“如果他们在养老大楼从事护理工作，月薪5000元。如果在花庄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月薪只有3500元。”陈浩说，护理老人的活更累，需要从薪酬上给予倾斜。
　　陈浩的目光已经瞄向了苏南和上海。“上海的养老床位一床难求，很多失能老人往往排队半年才能被收住入院。”对于正在打造的养老大楼，陈浩显得很自信：“我们靠什么吸引上海和苏南地区的老人？我们这边环境好，护理人员服务好，还有医疗配套，能和上海、南京的大医院远程会诊。”
　　　　　　 （下转6版）
　　（上接8版）陈浩等人判断，大约10年之后，中国的养老产业才会真正爆发，“现在能够接受去养老院养老的这批人，到时也老了，市场会真正觉醒。”


　　传统运营模式下，公建敬老院面临床位闲置、员工积极性不高、社会老人不愿入住等问题。
　　通州区十总敬老院有近200张床位，只收住36名“五保户”，另有3名寄养老人。13名工作人员中有6名护理人员，每月加上夜间值班补贴，收入只有2500元。院长朱建聪说，敬老院没有收住社会老人的积极性，因为对增加的收入没有支配权。
　　海安市胡集街道胡集敬老院有床位186张，入住“五保老人”109人，社会老人7人。近年来乡镇撤并后，对“五保老人”进行归并，所以数量较多，但敬老院工作人员没有相应增加，只有17人。院长殷善权说，目前的政策没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护理50人跟护理100人的收入是一样的，都是死工资。”
　　如何破解公建敬老院供养能力弱、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等问题？2006年，启东市将原有的24家敬老院撤并，改造、新建8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面向全社会开放。中心敬老院建成后仍然采取公建公营，但重新招聘员工，敬老院的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2021年，启东市决定对8家中心敬老院进行“公建民营”，由启东城投集团出面寻找第三方负责运营。目前，上海九如城集团和如皋颐乐集团分别运营4家中心敬老院，敬老院工作人员统一成为城投集团的合同工，基本工资由市财政支出，绩效与奖金则由第三方公司考核发放。
　　记者在汇龙中心敬老院和惠萍中心敬老院采访发现，两家床位使用率都超过50%，收住的社会老人接近一半，且收费低廉。在汇龙中心敬老院，自理社会老人每月自费1110元，失能社会老人每月自费1220元至1970元。汇龙中心敬老院院长陈燕解释说，之所以能以很低的价格做好服务，是因为市财政支付了员工的基本工资。
　　启东市民政局局长赵雨玉说，敬老院公建民营后，民政局回归裁判员的角色，更好发挥监管职能，促使敬老院的管理更规范。未来随着“五保老人”逐渐减少，敬老院的床位势必要继续向社会开放。（本报记者朱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