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方益波、朱涵

 

 

　　晚清末年，留日归国青年韩清泉、厉绥之立志开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院，他们联合几位同学，在杭州羊市街创办了浙江病院，各医师不领取正式工资，仅支取最低生活费，韩、厉等人还将自己其它收入也捐给医院，为贫困病人免费治疗。

 

　　以浙江病院为基础，成立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中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第一所医学专门学校，即今日浙江大学医学教育的源头。

 

　　和医学一样，从1897年创校之日起，浙江大学各门学科建设和国家民族的发展同进退、共忧欢。125年薪火相传，以“求是创新”精神，书写“大学之道”。

 

　　历史证明，心怀“国之大者”，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这是每一所中国大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之所在。

 

 

　　厉绥之在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型高等学府之一，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1902年，厉绥之考取赴日官费生，接受同窗好友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寻找强国强族的路径。

 

　　厉绥之晚年回忆，当时鲁迅对他说，做医生不为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求是书院始创之年，国事维艰，不少像厉绥之一样的有志之士，舍弃科举，投身新式教育，期待学成报国。书院秉持“育才、图治”宗旨，办学方针为“振兴中华，御侮图强”，在教授数理化同时，重视国文教育和民族意识培养，“时务尤当留心”，走出了邵飘萍、陈独秀、蒋百里等一批新型人才。

 

　　据记载，求是书院师生讲求“勤”“诚”，“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孳孳为学，互以敦晶励行相勉”“如有以功利之说进者，常笑之”“不应沾之于贪权功利为满足”。

 

　　书院相继演变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直至定名浙江大学。岁月变迁，求是精神长存。无数热血青年，在历史洪流中奋楫前行。

 

　　1938年6月26日，在抗日烽火中西迁的浙大，在江西泰和举行西迁中第一次毕业典礼。竺可桢发表讲话，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当时同学们集体吟唱的是北宋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久，竺可桢邀请马一浮撰写了充满传统文化精髓韵味的《大不自多》校歌，取材于《易经》《书经》《礼记》等典籍，以四言体文言呈现。自此，“树我邦国、天下来同”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穿越历史时空。一代代浙大人，怀着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致力成为研究真学问的“大先生”。

 

　　这届毕业生中，有一位农经系女生赵明强留校任教，1946年浙大回迁杭州后，获得奖学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一年前，她的丈夫、浙大青年教师朱祖祥考取了全国唯一的土壤化学专业公费留学，已经在密歇根大学学习。

 

　　中国要变了，消息悄悄地在留学生中流传。夫妻俩决心尽快回到祖国参加建设。此时朱祖祥已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以出众的才华在美国土壤学界初露头角。校方对他大力挽留，他婉言谢绝。

 

　　1948年秋，朱祖祥夫妇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几个月后迎来了杭州解放。朱祖祥夫妇受聘于浙江大学，满腔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科教事业。朱祖祥曾担任浙江农业大学（后合并入新浙江大学）校长，他是中国土壤学的泰斗，编写了全国第一套土壤学教材，培养出第一批土壤学研究生。他还在杭州建立了中国水稻研究所，担任了第一任所长。1980年他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赵明强也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专家。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教授就是赵明强的学生，他深情地说，今天他满怀报国热情，在全国奔波，为三农问题鼓与呼，一直是来自老师的教诲在激励着他。

 

　　今天在浙大，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选择扎根基层、服务民众。与2017届毕业生相比，浙大2020届毕业生选调生录取同比增长81.2%，赴重点区域人数同比增长31.5%，赴重点领域、重点单位人数同比增长34.53%。2021年毕业的浙大法律硕士刘佳玮，没有选择券商、律所的高薪机会，主动要求去内蒙古做一名选调生。他说，如果在职业选择时仅仅考虑经济收入和舒适程度，就无颜和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字一起分享浙大人的光荣称号。

 

 

　　“要在发展相对落后的龙泉，把汽车空调产业打造成‘世界单项冠军’。”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熊树生下派到丽水龙泉市帮扶产业经济已经十多年了。他刚到这个浙西南偏远山区时，本地汽车空调维修件企业大多采取作坊式手工生产，如今已拥有全国领先的汽车空调系统研发、检测、标准制订、成果转化创新综合体。

 

　　“能发挥学科优势，帮助区域产业发展是科研工作者的光荣。”熊树生说。

 

　　浙江大学在龙泉建设了校地合作的首个新农村实验示范点，设立龙泉创新中心，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的号角声中，大批浙大专家学者奔赴云南、贵州、新疆等地，胼手胝足、一砖一瓦帮助乡亲父老们走上小康路。

 

　　这种深沉的情感，来自于烽火弦歌的校史和这片古老的土地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在龙泉一个名为“芳野”的村落，一座斑驳沧桑的“曾家大屋”里竖着一块碑，上书遒劲大字“求是精神”。

 

　　1939年2月，考虑到战时东南沿海各省的青年人求学不便，浙大派郑晓沧等到浙东一带考察，创办了龙泉分校。有评价认为，龙泉分校是国际教育史上唯一在战区新办的大学，显示出中国具有最伟大的力量。在这里，培养出了数学家谷超豪等蜚声国际的著名学者。

 

　　“龙泉办学的岁月诠释了浙大师生扎根大地、报效家国的责任担当。”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说。

 

　　教师们住在用杉树皮盖屋顶、一下雨就无法令人入睡的木屋中，还饶有诗情地取名“风雨龙吟楼”。学生们在桐油灯下刻苦攻读。课余和当地百姓一起唱抗日歌曲，组织话剧演出。

 

　　郑晓沧是著名教育家，十分重视本国文化，忧虑当时许多学校“三年级生有能西洋之跳舞而未知孔孟为何人者”，尽力为浙大延请国文教授。1945年考入龙泉分校的毛昭晰，此前已随在浙大任教的父亲在芳野住了4年多，他记得，在小路相遇，郑教授会停下来靠在路边打招呼，让他先走。

 

　　“春天有红色的杜鹃、淡紫色的马银花、黄色的羊踯躅、白色的金樱子、粉红的野蔷薇、紫红色的紫云英。……秋天，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野菊花，它们在秋阳的照耀下，和红色的马桕树相互争艳。芳野美丽的景色，无数的鲜花，在我心里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毛昭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抗战岁月祖国山水的美好诗意深深烙印在毛昭晰的心里，融入他此后一辈子爱护文物古迹、为维护中华文脉而努力的深厚情感中。

 

　　毛昭晰先后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学术成果丰硕。1978年他倡议设立杭州大学文博专业，为浙江文博事业发展奠定基础。1983年6月，浙江省委决定任命毛昭晰为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毛昭晰提条件，关系留在杭州大学，只拿学校工资。省委同意了。

 

　　此后几十年，这位学者局长在城市化狂飙突进中奔走、呼吁，亲力亲为，保护了一大批文物古建、古城镇。河姆渡文化遗址、秋瑾纪念碑、运河文化遗存、东周王陵遗址……他还在浙江省人大、全国人大任职，发起了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议案，推进修订《文物保护法》。

 

　　历史风貌整治工程搞拆除，毛昭晰听说后从病床爬起来，不请自到赶往现场，呼吁停止拆迁。给干部做讲座，讲到某些为了经济而破坏文化遗产的案例时，他情绪激动，导致眼底出血。

 

　　他曾说：“我只是一个书生，凭责任感做事。曾经是人大代表，不是炫耀的头衔，而是增加了为人民说话的责任。我不考虑什么明哲保身、惹不惹麻烦。我说了这么多真话，也没有什么麻烦。”

 

　　竺可桢有一段著名的演讲——科学精神是什么？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为国家民族保护文脉、传承文化，在浙大有悠久的传统。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先贤和后进屐痕常新。

 

　　常书鸿本可以在巴黎过大画家生活，但是他抛下一切，来到“四十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敦煌，撸起袖子盖房种田、清理流沙、修复壁画。历经劫波数十年，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曾有人问：“如果有来生，你将如何选择？”这位浙大校友回答：“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为往圣继绝学。姜亮夫、蒋礼鸿……淡泊名利、皓首穷经，推动了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浙大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教授说，发掘提炼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将真正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06年至今，浙大一个年轻团队加入到守护敦煌的队伍，多年深耕物联技术，攻克一个个难点，为莫高窟装上环境监测系统，每个洞窟的数据都可实时呈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评价：“做了一件对莫高窟非常有用的工作”。浙大团队还为山西佛光寺等一批重要文物古迹建立数字档案。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说，如何在人文与科学的融合趋势中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具有深远意义。

 

　　2005年以来，浙江大学主持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联动全球260余家文博机构，历经16年，踏访世界各地，为12250余件(套)中国古代画作建立起精准的数字化档案，推出了目前全球范围内收录作品最全、图像记录最真、印制质量最精、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集成。不久前，项目举办阶段性成果展，引起轰动。

 

 

　　留德回来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36年到浙江大学任教。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为探测中微子这一物理学重大课题做出重要研究。他还培养出了包括李政道在内的一批优秀学生。

 

　　1960年，面对国家召唤，王淦昌留下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隐姓埋名17载，为国铸剑，“两弹一星”横空出世。

 

　　这样的浙大人，如星辰照亮中国的科技天空。在核试验基地马兰走出的院士中，有程开甲、吕敏、杨裕生，还有全军挂像英模林俊德。

 

　　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浙大人牢牢记住，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1964年浙大研制我国第一台250万幅/秒高速摄影机，1966年成功拍摄了我国第一套核爆炸过程照片。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成为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人类探测器，搭载的降落相机光学镜头就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成果。

 

　　盾构机被称为“世界工程机械之王”，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盾构机依赖进口，一旦出现故障只能停工，花高价请外国专家来维修。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华勇清晰地记得，2001年在广州，一台德国海瑞克盾构在掘进过程中出现故障，整个工程都停下来等待德国专家。等了很久，来了一个26岁的年轻人，他只是在台北工作过2年，被德国海瑞克公司聘为现场工程师，到了中国大陆就成了专家。从他离开家门开始计算，每天要付他3000美元的服务费。整个维修过程当中，还不允许当地工程师介入。

 

　　中国对盾构机的需求很大，必须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杨华勇带队与相关单位联合攻关，于2007年研制成功中国首台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完全自主设计制造。首次应用显示优于国外同等盾构。盾构批量国产就此起步。如今，中国的隧道工程几乎都是中国盾构完成。不到10年时间，中国成为盾构设计制造的世界强国。2017年，国产盾构机产销量达到全球第一，出口全球几十个国家，实现中国装备制造的历史性跨越。

 

　　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凝聚国家急需的重点攻关方向，推动科研组织模式和创新范式迭代升级，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任少波说，只有扎根中国才能更好走向世界，浙大将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致力成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近期，浙江大学牵头的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在进行离心机地下主机室施工。项目首席科学家陈云敏院士说，这个超重力离心机的容量全球第一，可构建从瞬态到万年时间尺度、从原子级到千米级空间尺度等多相介质物质运动的实验环境，将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物质前沿科学发展提供先进的试验平台。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物质科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板块会聚正成为最具创新活力、最可能出现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前沿竞争高地。近年来，杨华勇关注点从大型盾构掘进装备发展至机械制造交叉学科，涉足生物器官3D打印；年逾九旬的唐孝威院士从“两弹一星”跨越到“脑科学”……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在实验室探寻生命和宇宙的奥秘，在古书典籍里焚膏继晷，在社会治理中研究经世致用，在乡间田头服务民众福祉，在市场海洋中搏击风浪创造财富。面对疫情、灾害以及无数日常，有惊心动魄，也有琐屑繁复，有殿堂高光，也有蓬蒿潜默。无论在哪里，每一位浙大人，都在用人生轨迹书写时代的答卷。无论在何时，每一所中国的大学，始终要记得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明白要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