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柜越来越膨胀，越来越杂乱，逼迫我每年年底都要清理一两遍，却是越清理越乱。必须痛下决心，将陈年积下的书籍和杂物，毫不留情地处理掉，腾出一点儿清爽的空间，让心里和眼前都轩豁一点儿、干净一点儿。清理书柜的最下层时，忽然发现角落里很委屈地挤着一个小本，红塑料皮带拉链，由于年头久远，塑料皮已经硬化，拉链也坏了，拉不上，小本张开嘴巴，像是要说什么。

　　我不记得小本里记的都是些什么，打开一看，是当年满满的采访笔记。那时候，我热衷报告文学的采写，东奔西忙，随身带着的就是这个小本。一页页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眨动着记忆残缺不全的影子。没有想到，中间有两页异样，爬满阿拉伯数字，像躲藏在林子里的一些小蘑菇，只不过已经枯萎——蓝墨水的字迹已经变淡。细看，居然是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

　　我有些好奇，为什么单单是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呢？这以前和以后的稿费记录都没有，只剩下1983年形单影只地突兀在这里，像顽强残留在舞台上不愿意退场的角色或道具。悠长岁月里打下来的一道追光，斜长地照射在1983年那一个个单调枯燥的阿拉伯数字上。那些数字伸头探脑，像浮出时光之河的一尾尾已经干涸的小鱼，为那时的文人写作留下一枚枚发黄的标本。稿费，于文人是如老牛耕田，秋天谷穗收获一样的回报，对照39年之后的今天，虽然细微如蛇迹尿痕，却可以看出时代变迁的影子，留下一点儿那时清浅的回声。

　　记得我人生得到的第一笔稿费，是在1976年底或1977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我写了一篇怀念的散文，两千字，发表在《北京日报》的副刊上，得稿费6元。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恢复稿费制度之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每月的工资42元半，6元相当于工资的七分之一。稿费单是寄到学校里的，成为一大新闻，写稿居然还能够赚稿费。那时，我和妻子两地分居，又和有病的老母相依为命，生活有些拮据，学校好心，每年春节前都要给我30元的生活补助。6元的稿费在学校传开，这一年的年底，校长找到我，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毕业于西南联大，对我一直青睐有加。他望着我说：你有稿费了，老师们有议论，我们研究了一下，今年的补助就减少一半好吗？我连说应该的。送我出校长室的时候，他又笑着对我说：6元钱，稿费不高，还不如我们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候呢。6元的稿费，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不仅由于是第一笔，更主要是老校长让我感动的亲切眼神和话语。

　　我从此写稿有了稿费，但具体都是多少，记不清了。如果不是看到笔记本上1983年的稿费记录，一切如烟而逝，被彻底遗忘。所以说，记忆是不可靠的，时过境迁之后的回忆总会变形，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删削或有人为的添加。而笔记本上稿费单的记录，是记忆真实无误的凭证。数字虽然冰冷枯燥，却也铁面无私，清爽如根根笔立的树木，让记忆一下有了枝叶摇曳的生命。

　　将这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抄录如下——

　　一月：《我们还年轻》394元，《绿色的戈壁滩》130元，《宋世雄，应该给他一枚金牌》110元，《二十一岁的时候》160元，《爱》77元，《灯光》60元；

　　二月：《老人与海》92元，《风雪邮路》72元，《李富荣和别尔切克》194元；

　　三月：《抹不掉的声音》198元，《命运交响曲》154元，《相逢在春夜里》80元，《爸爸妈妈今天毕业》80元；

　　四月：《小院记事》100元，《那不该倒塌的》125元，《你为别人送去了什么》70元；

　　五月：《木牌牌》120元，《欢欣与苦恼》120元，《洁白的天鹅》70元；

　　六月：《瓜棚记》90元，《一片小树林》146元；

　　七月：《魔方、飞碟和X》370元，《已经是秋天》70元；

　　八月：《她和他们》130元，《学院墙内外》370元，《柴达木传说》250元，《北大荒酒》166元；

　　九月：《西瓜的故事》85元，《爱就是火》95元，《默默的燃烧》75元；

　　十月：《鸟，又飞了回来》100元；

　　十一月：《爱矿灯的姑娘》45元；

　　十二月：《北大荒奇遇》315元，《美好而苦涩的心》150元，《一路平安》320元，《三月三》105元。

　　记录的这些篇目是1983年我写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文汇月刊》《青春》《雨花》《新港》等杂志上，是我写作比较勤奋和兴奋的一年。那一年，是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头一年，正是我36岁的本命年。这一份记录，于我算是雪泥鸿爪的纪念，是那一年年轮中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纹络。

　　其中好多文章写得潦草，记不清都是什么，只有重要的文章印刻在我的记忆里。比如《柴达木传说》，是经《文汇月刊》当时的编辑罗达成之手发表在当年第九期刊物上的。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被几家报刊转载。两万四千多字，从稿费单看出，得稿费250元，当时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十元，基本上一万字的稿子，稿费100元，各杂志上下幅度不大，标准大致统一。

　　笔记本上还记着一笔，《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的税后稿费2745元。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合集，由老编辑胡容大姐编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二十余万字，首版印了八万册，算下来也是千字十元左右，书和报刊的稿费标准差别不大。这本书在1983年12月出版，收到样书和稿费是1984年的事情了。

　　如果不将这本书的稿费计算在内，1983年我一年的稿费收入是5248元。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这笔稿费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不算少（当然无法和畅销书作家相比）。当时流行“万元户”，1983年我的这5248元，等于半个“万元户”呢。

　　千字十元，相对刚刚恢复稿费的标准千字3元，6年的工夫，稿费标准增长三倍之多。如果和如今的稿费标准相比，增长幅度明显高出更多，一些报刊的稿费千字百元至几百元不等，有些杂志则高达千字千元。这样算来，稿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一百倍。这还不算版税拿稿费，会更多。只按照平均的标准看，和1983年比，如今的稿费最低也增长了十倍上下。应该说，稿费确实在增长，有目共睹。

　　但这只是数字的增长，没有物价指数的上涨和货币的贬值因素在内。物价指数和货币贬值率过于专业，说起来有些复杂，如果只拿当年的工资来和今日的工资对比，会看得稍微直接明了一些，便也会看出如今变化后稿费的些许尴尬。1983年，我每月的工资是47元5角，一年的总收入是570元。我的稿费收入是工资年收入的近十倍。现在，我年进账的稿费则远远达不到工资收入十倍的标准了。从这一点看，我们如今的稿费和1983年比并没有增加，相反减少。数字的变化，说明不了实质的变化。

　　当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者，不能以偏概全，囊括其他作家，更不能和上了作家收入排行榜的作家相比。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作者，也许更具有普遍性。这个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还是多少可以给制定稿费标准的部门提供一点点参考，调整制定出更合情合理、合乎时代发展的标准，从而更体现对作家劳动、对文化价值的尊重。对于一般人而言，或许和稿费并无关联，但这个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起码可以像一张老照片，让你想起39年前我们曾经共有的生活图景。蓦然回首，已是白云苍狗，数简隐书忘世味，半瓯春茗过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