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山一座仿古展厅里，3D打印的第8窟局部，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中心展柜里，一尊佛首双目微闭，笑意盈盈。在海外漂泊近百年后，今年7月，它正式回到家中。

　　这是天龙山石窟第一件回到原属地的海外流失文物，也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国的天龙山石窟流失文物。

　　“文物回到诞育它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才能更好呈现其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历史内涵。”在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工作了24年的馆长于灏说。

　　佛首捐赠人张荣表示，这尊佛首从日本回归故土在他的人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希望通过捐赠，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文物回流事业中。“下次文物捐赠回归，也许是你，也许是他，期待大家都来尽一份绵薄之力，点滴之水，终成洪流。”

　　1918年，天龙山石窟进入日本人的视野。

　　那年6月下旬，日本建筑学家关野贞到太原调查古迹。他根据地方志的记载，30日早晨，顶风策马，前往天龙山。随着道路日益险峻，他弃马攀登，最后在快到绝顶的地方看到有北齐、初唐的石窟，喜不自胜。于是晚上投宿附近寺庙，第二天继续调查，直到黄昏才返回太原。虽然带的胶卷不够，但还是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与拍摄。

　　天龙山石窟距离山西太原市区30多公里，东魏大丞相高欢、北齐文宣帝高洋曾在此修建避暑宫、开凿石窟、兴建寺院。天龙山石窟始凿于北朝东魏时期，历经北齐、隋、唐等不同时期开凿，现存洞窟25个，造像500余尊。

　　在《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一书中，关野贞这样评价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之特色在于留存他处罕见之北齐、隋初石窟与拜殿雕有的建筑物细部，以及留存唐初雕刻之杰作。天龙山唐代石窟规模虽小，然手法精练，凌驾于龙门唐代石窟之上。

　　当时在关野贞看来，天龙山石窟因位于山间偏僻处，来访者少，人为破坏亦少，故较能以当年原貌留存至今。

　　继关野贞后，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日本学者田中俊逸等纷至沓来。天龙山雕刻艺术名满天下时，也招来不法商人贪婪的目光和欲望。

　　常盘大定不久便知晓天龙山石窟遭劫。1925年，他委托庆应大学学生赵青誉与太原美丽兴照相馆老板，前往天龙山实地调查并拍照。但当他们进入石窟后，却被眼前情景所震惊。

　　“惊闻天龙山石窟几无幸免，尽遭破坏，其状不忍卒睹、令人心酸。东方文化遭此荼毒，使人情何以堪！”常盘大定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一书中写道。

　　专家认为，自关野贞考察天龙山石窟之后的几年里，石窟造像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与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及山中商会有直接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天龙山石窟240余尊造像被盗凿，150余尊成为国外博物馆和私人的珍藏。

　　对它们的思念，成为当地画家张晋峰艺术创作的源泉。

　　一幅幅或彩铅或水墨、或写实或超现实的画作，不像出自一个不曾见过佛像真容的画家之手。透过层层叠叠的勾勒，能看出佛像的斑驳和历史的起落。

　　名为《佛殇》的彩铅画上，一尊佛首横卧，双目微闭，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神秘笑意，流畅自然的曲线到颈部后消失，躯干位置被氤氲水汽替代。水流将佛首轻轻托起，送往未知的终点。

　　“我希望它有一天能漂洋过海归来。”张晋峰说。

　　张晋峰出生的村庄距离石窟还有一段距离，但他从小就听村里人讲天龙山的故事，长大参观后才发现早已无缘再睹昔日佛容。

　　“想象和现实之间有落差。”张晋峰说，有一次他参观石窟，准备离开时，一束阳光打到洞窟里，照在一个残缺的佛像上，石质的斑驳感很有温度。“那种侘寂之美，让人心动。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让人们发现这种被淹没的、遗忘的、失落的美。”

　　张晋峰开始为流失海外的佛像作画。他从网络上、书籍里搜索照片，拜托朋友帮忙拍照，他走进石窟凝视造像细节，找寻古人创作的灵感。

　　“他能连画3个小时不起来，为了这事什么也顾不上。”张晋峰的妻子李清玲说。

　　7年间，张晋峰创作了近80幅天龙山流失海外的佛造像。3年前，他的展览在太原美术馆顺利开展，天龙山石窟流失海外佛像“借画回乡”。

　　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一幅等身大的全身佛像尤为吸引人。佛像盘腿而坐，祥和的面庞下方，脖子上有一道刀痕。旁边，一幅水墨画描绘的就是该佛像的原址，如今，空荡荡的石窟里只剩下片片残影和当年被盗时留下的道道刀痕。

　　“希望用我的方式，铭记历史，激发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张晋峰当然更盼望实物能回归故里，“这里毕竟是它们的家。”

　　2019年，通过数字多媒体技术，天各一方的石窟造像合归一体。

　　在微信公众号“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上，可以在线VR全景欣赏天龙山石窟美景。正在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举办的“复兴路上 国宝归来”天龙山石窟回归佛首特展上，只要轻轻动下手，就可以欣赏到天龙山老照片、天龙山石窟已知文物在世界的分布，还能通过缩放、旋转全方位欣赏流失海外的文物。

　　“只有新时代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于灏说。

　　这一切源于多方“盼团圆”的梦想。

　　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赵慧说，2012年艺术学院购买了德国设备，开始从事文物数字化工作。8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的蒋人和教授表达了想把流失海外的石窟造像与中国国内的石窟本体做关联性研究的愿望。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主动联系，表达了合作意愿。

　　2014年底，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三家合作，开始做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项目。

　　目前，他们在10个国家的30多座博物馆，采集到100余件天龙山流失造像的三维数据，完成了11个主要洞窟的专业数字复原，实现了大部分流失海外造像的数字化回归。

　　2019年7月，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的部分成果在法国展出，当地市民排队观看，成为中宣部“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重点任务项目之一；9月，“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在太原市博物馆展出，拉开天龙山石窟科技保护成果在国内展览的序幕。

　　“看着它们端庄典雅、飘逸多姿、栩栩如生的形象，感到它们的眉眼、嘴角都在朝我微笑。我凝望着它们，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于灏说。

　　李裕群对天龙山石窟的文物如数家珍。

　　他说自己曾参与过4件天龙山石窟文物回归的鉴定工作：两件文物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文物由太原商人从美国购买回国，第4件便是刚回到天龙山的这尊佛首。

　　“能参与鉴定是一种缘分。”李裕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他记不清自己到天龙山石窟走访过多少次，印象最深刻的是20世纪80年代他在写硕士论文时，之后对天龙山石窟的热爱便一发不可收拾。

　　“洞窟里不是缺佛头，就是残肢断臂，斧凿的痕迹让人心疼、心酸，又很悲愤。”李裕群认为，这种盗凿不仅破坏了造像本身，还加剧了风化速度。据他观察，造像被盗凿后，断面风化得更厉害。

　　李裕群的鉴定书，在这次佛首回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疑似天龙山石窟流失文物。

　　李裕群告诉记者，经过他和其他文物鉴定专家认真观察，认定该佛首为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佛龛主尊佛像的被盗佛首。随后国家文物局启动追索机制，确定“叫停拍卖、争取回归”的工作目标，10月15日致函拍卖行，要求终止与该佛首相关的拍卖和宣传展示活动，予以撤拍。拍卖行积极配合。国家文物局与拍卖行董事长张荣取得联系，鼓励促成文物回归。

　　“追寻天龙山造像的下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李裕群认为，一旦有造像从私人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出现时，可以根据洞窟破坏前的原位图片、早年的调查记录、凿痕、造像的修补痕迹、真伪问题等进行判定。

　　然而，李裕群感慨道，私人收藏的比较容易在拍卖市场看到，但很多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典藏品，就不好出来了，一些文物或将成为遗憾。他呼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特别是华人华侨的参与。另外，还应加强人才培养，掌握鉴别能力，为文物回归提供证据支撑。

　　近二三十年来，张荣多次促成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其中，这尊佛首是他促成回国的第7件国宝。

　　“让身首分离百年之久的佛首，回到祖国故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张荣说，5个月前，当他看到佛首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一刻，内心非常激动，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他也收到上千条祝福信息。

　　由于国际规则不足、各国法律相异，加上基础研究欠缺、各方力量分散，中国石窟寺流失文物回归尚存诸多障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说，从既有的回归案例来看，当前石窟寺流失文物主要是通过捐赠、回购或主动归还的方式回归祖国的，以法律途径追索的实践尚付阙如。

　　对此，张荣希望大家共同参与。他说，民间参与的好处在于速度比较快，“文物回流是瞬间工作，如果不及时买下，这件文物可能一辈子与你擦肩而过。”

　　“我是拍卖行的老板，是卖东西的人，但也在捐赠，希望所有的拍卖行能够在发现盗卖品时跟我一样主动去做。”张荣说。

　　虽然现在天龙山路难走、电常停、遭盗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时常值夜班、地处偏僻的客观条件，仍然考验着这里的工作人员。

　　“一开始也有抵触心理，这里太安静了。”28岁的刘颖是天龙山石窟博物馆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历史专业出身的她入职3年，工作已是得心应手。

　　年轻人为这里注入新鲜血液，而“老一代人”则为他们树立了“坚守”的榜样。

　　“我们要把文物看好、研究好，等着越来越多海外流失文物回家。”刘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