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钦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的王安石，祖籍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但纵观他65年的人生经历，却与今天的南京——当时的江宁有着密切的渊源：少年求学考取功名，中年三次知江宁府，两度为父母守孝，晚年十年归隐，最后归葬终老都在江宁。

　　王安石生命中有三分之一、近22年的时光，都是在江宁度过的。这在北宋官员三年一任的制度框架下，十分罕见。同时代为官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都没有在同一地有如此漫长的学习、工作和休养经历。

　　为什么王安石会如此钟情于江宁呢？

　　王安石初识江宁，是随为官的父亲工作变动，从临川到的江宁。这一年，他17岁，正是青春飞扬、激情豪迈的美好年华。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王益志在仕途，此番到江宁府任通判。全家的随迁让王安石有了第一次“打望”江南风土人情的机会。

　　父亲谦和有礼，从不迁怒、打骂子女的教育方法，让王安石受益良多。“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从王益教育子女的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青少年时期的王安石，生活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这样的家风，对王安石的人生观、价值观自然有涵养培育之功。

　　幸福的日子总是很短暂，一年后，父亲卒于江宁通判任上，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王安石开始了“从二兄入学为诸生”的艰难日子。“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丧父后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打击没能击倒王安石，他随哥哥入江宁府继续读书，在这里结识了好友李通叔。李通叔行为端正，治学严谨，常常讨论儒家正道，王安石视其为楷模。李叔通对王安石一生影响很大，因李叔通是福建人，王安石当政后，启用最多的部下，除了江西老乡，就是福建人。

　　两年多的守孝日子，王安石一边与兄弟们为父亲尽孝道，一边发奋读书。彼时社会名流如范仲淹、欧阳修等的变革思想，成为好学上进的王安石吸纳的重点和追随的目标。一颗梦想的种子，在少年的心中种下。

　　21岁时，王安石只身从江宁府到开封参加进士考试，以第四名的好成绩金榜题名，从此步入仕途。多年后，王安石回首这几年的江宁岁月，感慨颇深。从临川到江宁的变化，打开了他的视野；家庭的骤然变故，让他及早确立了人生志向。“欲与稷契遐相希”，要做一个对社会对百姓有贡献的人——这个理念贯穿他的一生，也是他后来顶着千钧压力变法图强的思想之源。在一首《忆昨诗示诸外弟》的长诗中，王安石深情回望了那段时光：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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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从政岁月，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后来他在变法中推行“青苗法”等措施，正是得益于漫长的基层政治实践。有意思的是，尽管每到一个地方都政绩显著，但王安石却频频辞谢朝廷调他当京官的好意，越是辞谢，越让他声名鹊起，充满神秘感。

　　纵观王安石一生仕途的进退流转，潮起潮落，一个核心的据点就是江宁（今南京市），以致浩淼后来有了三知江宁府的殊荣。而每次，王安石在江宁府任上的时间都很短，只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场景而已，三次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年多时间。

　　在北宋之前，南京有着较为漫长的建都史，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王朝（史称六朝）和南唐都在这里建都，足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北宋时南京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北宋平定江南后，改江宁府为昇州节度，节度州是宋代州中第二等级。宋真宗时，又改昇州为江宁府，并置建康军。南京曾是宋仁宗赵祯的封地，在他作皇子时就被称为昇王，江宁府也被称为“昇国”。当了皇帝后，宋仁宗对自己的“龙兴之地”十分看重，常派亲信大臣担任江宁知府。

　　换句话说，知江宁府的政治含义很重，一般都是干臣能吏才能担任，并且有了此任上的经历，离下步升迁就不远了。实际上，心有大志的王安石一直在等待一个懂他的皇帝，以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仁宗朝晚期，嘉祐三年（1058年），他向宋仁宗上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讨论官制、科举等，还深刻揭露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并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念。奈何当时的仁宗皇帝已经没有改革的雄心了，此议并未引起他的重视。

　　治平四年（1067年），当锐意改革的神宗赵顼登基时，王安石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神宗几次召对王安石，听取他的改革主张，确认王安石是众多官员中，最“懂”他的人。但当时王安石的官阶太低，过快进入权力核心容易引起官员们的抵触与猜测。神宗当政几个月后，王安石被启用为江宁知府，不断辞官的王安石这次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心心相印的君臣达成“默契”，都知道这只是一个重要的过渡而已。半年后，王安石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深得神宗皇帝器重。之后升任参知政事、宰相，“王安石变法”的大幕自此拉开。

　　熙宁七年（1074年），休克疗法式的变法推行到了第六个年头，引发了很多社会综合征。总体来说是：国家富裕了，财政增收了，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贫苦，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尤其是一名叫郑侠的低级官员向神宗皇帝进呈了一幅《流民图》，动摇了神宗改革的雄心。这年五月，王安石请辞丞相一职，尽管神宗万分不舍，但当时的大局也让皇帝开始思考变法存在的问题。对这个忠心耿耿支撑和陪伴了自己6年的大臣，神宗也不能亏欠，就让他以京官的名义知江宁府。这一次，时间也不到一年。

　　王安石离开后，吕惠卿以副相的身份继续推行改革，但他人品极差，觊觎相位。为获得神宗的信任，他向皇帝送呈了自己与恩师王安石往来的信件。这不仅让保守派十分看不起，连神宗也觉得他难当重任。但环顾朝廷，再没有将变法之策执行得更彻底、更有雄心的大臣了。次年二月，宋神宗派人向王安石吐露心迹：“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就这样，王安石离开江宁府，再次恢复相位。

　　王安石复相后不到两年，爱子王雱病故，加上他的施政得不到更多支持，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保守势力反对强烈，宋神宗听信谗言后亦开始动摇，使新法推行日益受阻。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京城，第三次以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六月他辞去判江宁府的实职，只留虚职全身而退。在70岁才能致仕的北宋，神宗给予了王安石足够的尊重与理解。自此，王安石生命中最后的十年时光，都与江宁相伴，再也没有回过京城。

　　概而言之，王安石三次知江宁府共计不到3年时间，并没有多少耀眼的政绩：第一次知江宁府，是政治进阶的象征；而后两次知江宁府，更多是皇帝对他的政治照顾。尤其是第二次知江宁府时，王安石还干了一件在今天看来十分让人诟病的事：玄武湖泄水改田，使兴于六朝、水面达两万多亩的玄武湖消失了200多年。如今，疏浚后的玄武湖水面面积也不足最盛时的三分之一。

　　父亲王益病逝时，王安石还是个没有考取功名的年轻人，守父丧的27个月里，最大的活动就是皓首于科举考试的经书中，为以后的人生做知识储备。

　　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在京城去世，他立即放下一切，奉护慈母灵柩，十月与父亲合葬于金陵蒋山（今南京紫金山），并为母亲守制。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是王益的继室，不但贤惠，而且还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有思想的知识女性，著名文学家曾巩称赞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王安石是个有名的孝子，其母在世时，每逢官职调整，“总是先考虑是否便于养母，并大都以此作为他是否奉命就职的先决条件”。

　　江宁府居丧期间，王安石过着哀戚悲伤、简单简朴的生活。守制之外，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读书著述，二是收徒讲学。王安石在金陵读书讲学很投入，乃至于服丧结束，朝廷让他复官为工部郎中知制诰，他也不应命去京城复职。

　　在江宁读书讲学，教学相长，使王安石的学问大为精进，收了一批对其后来事业作用很大的学生，如陆佃（陆游的爷爷）、龚原、李定、蔡卞、侯书献等。他教导学生们不要读死书，不要沉湎于科举考场的应试文字，而是要学习研究一些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实际问题。这个时间节点，是王安石新学（荆公学派）的最早创立时期，与后来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蜀学学派，以张载、二程为代表的关洛学派并称为学术界的四大学派。

　　爱子王雱去世、二次罢相后，老年失子的王安石扶着儿子的灵柩一路南下，将其归葬江宁，祠堂设在宝公塔院。这样，江宁就成了王安石父母和儿子的归葬之地。

　　和同时代累死在工作岗位的司马光、致仕后一年就病死的欧阳修、大赦北返途中病死的苏东坡相比，王安石的晚年应该更像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至少有十年的退休时光可以用来享受人生。

　　王安石退居江宁，在城东的“谢家墩”修建了一处居所，取名“半山园”。关于王安石为何以“半山园”命名自己的居舍，史书上有多种说法。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此地距江宁府门和钟山山顶各有七里之遥，处于中间位置，因此称半山。另一种说法是，王安石尽管在种种压力之下两次罢相，但他依然不甘心未竟之业，伺机待发。就好比登山过半，眼望山顶却败下阵来，取“半山园”有渴望东山再起的隐喻。然而更重要的是，劳碌了一辈子的王安石终于可以清闲了，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到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地、父母的安葬地，安享晚年。

　　相比于汴京朝堂上的血雨腥风和宦海沉浮，只有江宁府钟山脚下的优美风光，才能让王安石身心得到放松。归隐江宁的十年，王安石主要将精力用在交友漫游、著书立说、吟诗作词和关注朝政四个方面。可以说，他是退而不休，隐而生忧的状态。

　　归隐江宁期间，王安石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身边除了一个老仆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之外，再无其他服务人员，其人格的高洁由此可见一斑。王安石经常骑着毛驴，走访观看南京的山川名胜、古寺名宅，结交各种高逸之友。在半山园，他接待了书法狂人米芾和从贬地黄州来的文艺全才苏东坡。因为政见不同，苏东坡和王安石这两个吵吵闹闹了一辈子的大师，在相处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踏遍钟山，游遍名寺，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上的得与失。从前的恩怨，化作一笑泯恩仇的惺惺相惜。王安石晚年一再对人讲：“子瞻，人中龙也！”

　　两人分别之际，苏东坡赠诗一首：“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望着苏东坡远去的背影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此外，早年结交的一帮布衣好友如杨德逢等，成了晚年长相往来，共度寂寞时光的知己。

　　王安石早年为官时，就对学术研究十分看重，并通过刻苦研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当宰相时，他主编的《三经新义》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晚年归隐后有大量时间，再次激发了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他花了四五年，撰述了著作《字说》，用形、声、义、位四种方式来解读字。为完成这部专著，王安石下了苦功夫，他的书桌上往往放着数百枚石莲子，嘴里常常咬嚼一枚来帮助思考、提提精神，有时石莲子嚼完了，预定的章节还没完稿，就不自觉地咬手指头，至出血也未察觉。如此恒心，贯穿了王安石为官做事的一生。

　　有宋一代，文人灿若星河，他们往往是多面手，在诗、书、词、画等方面样样精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活脱脱一个“斜杠青年”，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这些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诗句，正是出自王安石之手。这时的王安石不是一个推行变法的强硬人物，而是一个有意思、有情调、有意境的优秀诗人。王安石退居金陵十年间，创作了很多优美的诗词，他笔下宁静淡远、雅丽精绝的七绝诗被称为“半山体”“王荆公体”，流传千古。仅写钟山的诗，就有近百首。如《游钟山》诗：“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足见其对钟山的情有独钟。

　　尽管王安石在诗词方面的才华有目共睹，但在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想要把衣钵传给他时，却被婉言谢绝。对变法，王安石倾注了毕生心血，“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也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王安石辞相后仍不泯志，有史料记载，他在半山园内的病榻上仍关心国家大事，撰写《上神宗皇帝书》。当时宋神宗病危，读后仍非常感动，痛苦地说：“王安石两擢两罢，仍无怨无恨，病患垂危，尚念及朕之康健和社稷之安危。”

　　在一首名为《六年》的诗中，王安石袒露了他退归江宁的心绪：“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可见，他虽然养老在江宁，其心依然在国在民。随着代表保守势力的司马光为相，眼见自己苦心设计推行的新法被一一废弃，王安石忧心忡忡，茫然无助，最后郁结而死。

　　千年来，王安石倡导的改革变法引起了种种争议，毁誉参半，至今也无定论。但若论及他的人品私德，却是高度的一致：纯粹、高洁。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患了一场重病，宋神宗派御医为他诊治。病愈后，受佛学思想影响的王安石，对于几年来所经营的半山园和附近的几百亩田产，全然觉得是一种累赘，便将半山园捐作佛寺，乞神宗赐寺额，又把在上元县境购置的荒田熟田一律割归钟山的太平兴国寺所有，以所收岁课为已故的父母和儿子王雱营求功德。

　　神宗将半山园改名为“报宁禅寺”，亲书匾额，民间称为“半山寺”。捐了宅子的王安石在秦淮河边租了一个小独院住下，度过人生的最后两年。这种裸捐私产，不留片瓦于后人的决绝姿态，这种赤子情怀，即使放到千年后的今天，都令人感动不已。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这位65岁的老人结束了他忧患的一生，与世长辞，葬于半山寺内。这一年，春风又绿江南岸，但长眠于江宁府的王安石再也不看不到了。

　　王安石死后没有安葬在江西临川老家。原因有二：一是父母和儿子均安葬在江宁府；二是他对江宁府浓得化不开的情结，这里有他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又曾是他三度为官、主政一方的所辖之区，有他的一帮布衣朋友和学生。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相比江西老家，南京才是王安石一生中最眷恋的地方。王安石一生中，前后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或许，江宁府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才是他此生最大的眷念和最好的归宿。